2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万钢及5位科技工作者介绍科技工作进展与成就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一连用五个方面的数据报告了我国科技工作的进展与成就。在科技水平方面，我国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进入了三跑并存，领跑并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在科技支撑方面，有力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民生改善，实现了全面融入、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改革向系统纵深推进，科技管理格局实现了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的历史性转变；在科技力量方面，由科研人员为主向全社会拓展，开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历史性新局面；在科技外交方面，科技外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创新开放合作迈出主动布局的历史性步伐。可以说，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如何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荣军的深切感触是，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复兴号从立项到去年上线大概花了五年时间，组织了国内51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创新中心，1500多名高级技术人员，包括中国工程院的很多院士都参与了咨询、研究、评审工作。经过差不多两三年基础性的课题研究，之后再由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从应用需求的角度来提出顶层的要求，相关的企业和高校研究院所都参与到一起进行研究，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候任主席龚克有一个感觉，20年前很多企业到实验室是找现成项目，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把需求提出来，提前了。比如说PVC，我们国家是世界上PVC材料的生产大国，但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用催化剂是含汞的，汞是高度污染的，所以要做低汞和无汞的催化剂来解决这个产业的问题。我们比较早的向大学、技术研究提出来了，前两年成功实现了PVC生产过程中无汞催化，这是比较深度的融合。

万钢表示，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额快速增长。就是像龚校长所说的，现在企业向高校要的不是现成成果，更多是一种委托任务，是前沿探索的东西，比如丁院士所说的400公里、600公里的磁悬浮。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我们提供更优质的创新源头的支持，更全面的技术转移机构的服务，包括成果的评估评价问题怎么解决。在落实的过程中，还有政策不衔接、政策不配套的问题。

下一步的重点：第一，进一步加强各类政策的协同。刚才说行业壁垒实际上有一些是互相之间的政策不配套、标准不配套的问题，要打通，各行业创新政策之间的壁垒。第二，我们国有民营机构，尤其是大学的知识创造要纳入到国有资产管理，这块科技成果的评价将来怎么样解决需要研究。第三，怎么样让大学的创新资源开放，特别是基础研究、前沿探索的成果能向市场和企业转移。第四，完善分类评价体制。因为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研究的结束，往往是应用的开始，所以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他的评价、评职称也要充分的考虑，最重要的是产学研怎么能够融合到一起，这一点我们国家现有科技体制上还有障碍，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和科技部门共同合作来打通这些障碍，使企业真正作为创新的主体，使我们的高校、研究院所成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提供的生力军。

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如何加强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从政策上、从国家层面保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支持。因为这是由原创性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特点本身决定的，前沿基础研究也是实现原始创新的主要或者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大家都知道，越基础的东西，往往是越共性的问题，尽管原创性非常强，但是存在着不确定性。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我想就是抓住了原始创新的牛鼻子，会大大提高我们国家在未来原创研究方面的能力。

还有一点就是如何改进现在的学术评价，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使从事原创研究、基础研究的人潜心研究。评价一个成果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对潜心做研究、致力于不确定性的原创科研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除了鼓励一部分人对国家重大需求进行目标比较清晰的研究，同时又要面向我们国家未来发展，在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和205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时候，要有一套非常好的氛围、环境和政策，能使他潜心做研究。原创研究也可能失败，我们应该允许它失败，但是评价体系上怎么保证？有一个机制和环境建设的问题。你给了我这么多经费，我失败了，我是一个浪费者，但还是仍然要鼓励去做研究。还有一点，就是加强对高精尖先进试验技术的支持，和对试验技术人员的支持。我们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老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想在科学、原创上发现别人看不到、发现不了的东西，肯定你的眼睛要更亮，你使用的仪器工具分辨率、灵敏度要更高，如果我们这方面没有人去研究，没有这种试验技术的话，也不能支撑原创能力的提高。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

在基础研究领域，有一类需要我们国家给予更多重视，就是更进一步加强由政府主导、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通常有两类项目来体现：一类是地面上的大科学装置。我们国家大概每五年遴选一次地面上的大科学装置，现在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比如说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比如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另外一类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就是科学卫星。刚才谈到的悟空、墨子号，每一个型号都要大概花几个亿、十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人民币，它们也属于大科学装置，既是中国航天的一部分，又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它的成果我们在立项时就要严格审核它的产出是什么，如果没有产出我们不会立项，所以这类的项目国家在未来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我们最近做过一个调研，研究了100多年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来自于哪里。大概1950年以前，只有1项是来自于大科学装置的。到1970年以后，就有超过40%是来自于大科学装置，比如天文望远镜，或者科学卫星、加速器等等。到了1990年以后，这个比例高达48%，就是说在科技强国的竞争中，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突破当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这点是需要更进一步加强投入和统筹考虑的，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中国应该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

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

这几年来，在评审项目中专家用的最多的词就是“你的原始创新、你的核心技术点在哪里”，国家对于科技创新认识的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国外的生物医学界学者对中国这几年来的基础研究快速进步，用“难以置信”这个词来表达，一点不为过。今年年初，2月份还没有结束，中国在三大杂志Natrue、Sicence、Cell出了12篇研究论文，都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作为生物医学工作者也很自豪，其中的11篇是生命科学和医学，就是说创新势头是爆发式的，大家都说是开了一个好头，我也希望这种势头继续延续下去。其实产生这样一个势头不是偶然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有它的独到之处。首先是加强了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是一种宏观导向，特别是围绕大目标，成立大的平台，设置大的装置，组成大的项目，包括各种不同特点和专业技术特色的大的交叉性团队，围绕着一个重大目标去攻关，在这方面全链条创新，在国家科技部总体部署下，这几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催生了很多大的成果。

还有一个是在创新文化的营造上，我觉得科技部和国家各个相关部门都做了极力的推动。过去我们说创新是看着哪个国际高地比较性创新多一些，现在都鼓励独创性的技术体系和革命性的科学思想的涌现，就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舍我其谁，在这方面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经过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最近五年、十年大的科技投入，我们国际化程度和过去雄厚的积淀都发挥出来了，这样就有一定的基础去催生中国学派的产生，这些是真正体现基础研究作为原始创新点和作为将来新技术、高新技术的源头。

在这方面，我觉得特别是中国学者应该有点自信，特别是借助于我们雄厚的文化支撑和哲学智慧，能够创建自己的技术体系去开展工作。过去常说“弯道超车”，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有些局限性，最好是“劈山建路架桥”，达到别人所达不到的制高点，然后在这个制高点上发出中国声音，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带动中国的高新技术应用研究。在这方面，从医学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几年还是可圈可点的，包括很多技术的科技成果，像过去的传染病防控，2003年的时候SARS一来措手不及，这几年科技部实施了传染病防控重大专项，2013年H7N9一来，从病源的发现、临床的救治、药物的研发一直到病人的标准化处理流程，被WHO树为典范，而且用了8个月的时间在《新英格兰》、《柳叶刀》，这些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还有《Nature》、 《Science》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而且都是中国原创，2003年-2013年这十年的建设使中国达到了一个高度，有基础的、有技术的、有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我自己感觉，中国只要能够坚持稳定的支持，把我们的体制机制优势发挥出来，充分调动我国科技人员的创新力，将来的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还是有非常大的前途和光明的前景。

薛其坤:

我非常同意刚才雪涛院士的一句话，我们现在经常用“弯道超车”来形容科研水平，我觉得很多情况不是很恰当。我更喜欢“劈山建路架桥”。在目前我国的量子科学研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科学上的发现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别人没有的利器，发展了自己的工具，这靠弯道超车是超不上去的，得靠原始创新能力的提高，不简单是“弯道超车”，而是“另辟蹊径”。

万钢:

弯道超车是指在跟随并行的动态过程中进行超越，往往要弯道超车。但是对于基础研究，还有一种说法，叫换道超车，换道就是另辟蹊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是国务院最近刚刚颁布的，也是我们国家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第一个政策性指导性文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向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道路。这个文件的形成，应该感谢去年的两会，去年两会上有9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问题，我所知道大概有5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关建议，作为全国政协的1号提案，委托科技部牵头，专门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香山科学会议”，期间各位专家所提的，逐渐形成了共识，并落实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这个文件提出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长期持续投入。中央政府财政投入要持续增长，同时也要吸引地方财政和企业、全社会来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二是在一些重大的科技任务部署中要实现全链条、一体化部署，就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一直到技术创新和市场应用。三是加大在重大创新领域当中的基础研究布局。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比如天眼，就是刚才其坤所说的“看得更清、看得更远”；同时要加强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基地建设。四是要深化改革，通过产学研紧密融合引导企业参与到原创性技术研究中。五是人才培养。从事基础研究有它的特性，培养基础研究的人才需要更大的耐心，给予他们更大的空间、更大的自由度，允许他们进行自由探索。所以去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自然科学基金规模已经达到280亿，这也是创记录的一个高度。六是加强创新环境建设。从事基础研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走得越远不确定性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同时又要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这就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搞基础研究，坐冷板凳十年是短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坐十年冷板凳一定能出点儿东西，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探索也没做成功，这是常见的事，但是这些人的探索都在为下一代人提供基础。大家都知道爱迪生发明灯泡做了1000多次试验，如果他在第999次停下来，那可能晚几十年才能得到灯泡。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研究，做了很多次试验失败了，失败也是在探索一条道路。所以，科技进步法上有这样一条，就是怎么宽容失败。任何一个课题，只要设置了目标，而且按照这个目标完成了你应该做的事情，即使没达到目标，也属于成功，因为这个试验做失败的过程公开可以避免后来人走弯路，也同样是对科学知识探索的贡献。

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万钢:

中国发展新能源，实际上有几大考虑：第一，我国对能源的依赖性很高，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进口量很大。第二，中国人口众多，居住密集，大城市的大气污染用传统能源技术很难彻底解决。第三，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我们尽最大能力把碳排放降下来，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发挥示范作用。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现在的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水力发电在装机量和发电量方面都居世界第一位，这方面的投资还在加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分布也不均匀，比如风、光、水大多数都还在西部地区，为此我们建设了“三纵三横”的特高压输变电，使西部的可再生能源能够输送到东部来，这也是我们的一张亮丽名片。整个新能源的应用也与政策措施落实密切相关，这几年，随着发电自用政策的推广实施，东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不断增长，特别是屋顶的小电站正在快速发展起来。

新能源汽车方面，从2001年国家开始支持电动汽车研发，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又通过多部门合作，向市场推广应用，特别是企业作为主体参与，以及动员全社会建设充电设施，去年产销量达到了77万辆。

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从2001-2010年大概用了十年时间，从研发到示范应用，包括奥运会、世博会都进行大规模的示范应用；2010年开始，通过“十城千辆”示范工程，开始在公共交通上推广应用，但是起步也很难，到2014年，我们才15万辆。但是随着各项政策开始落实，充电设施开始大量建设，企业不断加强研发，市场加大应用推广力度，民众共识度提高，还有加上很多媒体的宣传介绍，2015年达到了35万辆，2016年是50万辆，现在大家对2018年达到100万辆的信心比较大。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到2020年年产量要达到200万辆，也就是说到2020年要在2018年基础上再翻1倍，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够隔年翻番，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得要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我们还希望加强国际合作，现在很多国家、各种国际品牌都在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国际合作来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并促进传统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真正解决困扰我们大城市的大气污染、能源依赖、交通拥堵这三大难题。

近年来我们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方面作出了哪些工作？

万钢: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重点，改革的目标就是使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能够双轮驱动起来。主要的内容包括：首先，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第二，让科技成果能够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上，带动创新创业。第三，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整合过去分布在各个部门的近百项国家科技计划，建立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经费管理体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平台、三根支柱”和相应的科技报告体系、科技计划体系，这些在印发的材料中有详细介绍，我不再一一说。第四，制度创新。包括院士制度改革、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等。第五，普惠性政策。涉及到科技人员的有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度。涉及到企业的，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了一系列普惠性的激励机制，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减免、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等优惠措施。下一步，还要继续深化这方面的改革，更加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任务各项的落实，比如科技成果转化还有不衔接、不配套的问题，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曹雪涛:

我们国家非常注重协同创新，十分重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层面上，围绕国家目标、国家利益构建一个国家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从医学研究角度来说，像美国有NIH（国立卫生研究院），其实它的年度科研经费2016年是300多亿美金，相当于美国NSF（国家科学基金会）的6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宏观调控整个顶层设计和国家的医学创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和它有异曲同工之处。科技部最近这几年建设了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它是以大专院校为源头创新主体，以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作为临床转化应用的主体，把企业作为技术应用和创新主体，实现三位一体。科技部准备建100家，这就是一个国家布局，我印象深刻，这样一个布局为未来的持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以这样的国家体系作为着力点，我相信投进去的会有累加效应、裂变效应，将来对整个国家的支持体系是很关键的。

薛其坤:

清华大学落实科技部和其他部门重大改革部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清华大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胆的、大力度的改革。人工智能，包括新能源汽车，都涉及到很多学科，在座的各位都拿一个学位，这个学位通常都是依托一个确定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培养体系、课程体系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对于交叉学科研究，像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重大项目落实的过程中，清华等大部分高校以院系为建制的体系就不一定完全适应了。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项目，各个院系的能力都不足以应对。为此，清华做了一个重大改革，制定了两个新的制度，一是跨院系的教师兼职，以前物理系的不能到计算机系，现在打破了。第二是交叉学位的授予体制，以前得到这个学位是确定的课程，现在在清华要打破这样一个界限。这两个制度，就是通过创新和体制机制的改革，满足落实国家部署的重大跨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学校提供了非常强的保障，成立了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协调学校的跨学科研究，这是校级层面。为了整合不同院系，针对重大改革所需要的资源问题，去年9月份成立了两个跨学科的校级层面实体实验室和3个跨学科的校级交叉研究中心，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涉及7个院系，包括计算机系、机械系、自动化系、人文系、艺术系等。

万钢:

科技体制改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为例，第一，要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治疗疾病的方法。第二，要对疑难病症有相应的标准。第三，带动一批基层医疗结构，包括二级医院、乡镇医院，提升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第四，要带动国际科技合作。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下面我们还要加大推动力度。比如，这种情况下人才评价改革怎么搞？新的体制机制下互相之间的兼职怎么做？我们的服务怎么更加优化？中国医疗资源总的说还是缺乏的，更重要的是把它均匀化起来，这就需要把社会上的社区医院，包括二级医院的水平带上去，使资源均衡起来。再就是增强国际合作能力，要强化从疾病防控到治疗的一揽子国际合作。下一步要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来加强协同创新，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我们要融入到国际创新体系当中去，我们应该为国际的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生态环境、健康、农业等各个方面的建设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