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共铸 美丽鲁仁】“尽管我们只是群演，但能参与这样一部戏而感到无比自豪”

　　【编者按】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进西藏农牧民家里，透过映衬着时代沧桑巨变的家庭影像，听他们讲述一个个凝刻瞬间的背后故事，共同感受社会发展进步带给普通家庭的律动。 

　　来自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麻米乡夏吓村的央珠，分享了他的故事。 

　　我出生于1971年，是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麻米乡夏吓村人。麻米在早先曾是改则县下辖的一个区，后来撤区设乡，因有一座名为“麻米湖”的湖而得名。此湖在藏族传说中被尊为玛旁雍错的右眼，而左眼则相传是位于物玛乡的扎郭错。我的村庄坐落于奴崖山以东，藏语中“夏”即为东方之意，“夏吓”一名便由此而来，意指东山脚下的家园。 

　　我们的部族世居于此，历史悠久，已有数百甚至上千年的传承。历史上，我们隶属于改则县森郭地区的一个古老部落，据世代口耳相传，我们族人还是格萨尔王那位美丽而智慧的王妃珠姆的后裔。 

　　我父亲出生于1943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前，他便在乡里担任副乡长及秘书等职务，一直工作到2000年，是一位扎根基层多年的老干部。我的母亲出生于1945年，是一位普通的牧区妇女，名叫博查日。她幼时另有一个名字，但在我们当地方言中，常以“博”称呼小姑娘。因为她容貌秀美，又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大家便唤她“查日”。我们家共有十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 

我的父母都还健在，父亲今年82岁，母亲80岁。

　　人民公社时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那时我们家每天要放养五六百只羊，家里孩子也多。母亲总是怀里抱着一个、背上背着一个，就这样操持着一大家子的生活。父母历尽艰辛将我们抚养成人，如今我们家庭的幸福美满，离不开他们当年的付出，也离不开共产党的关怀与领导。我们永远感念党的恩情，坚定不移地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这是我在年轻时候在拉萨同几个朋友一起拍的合影，这副打扮在那个时候非常流行。

　　我们家孩子多，年龄都只差一两岁。妈妈常常怀里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弟弟，背上还背着刚满一岁的另一个，就这样去公社劳动。那时我七岁，老二六岁，日子过得特别苦。我们只有一顶又小又旧的黑帐篷，白天我们就待在帐篷里等。父母放羊回来，有时我们早已在地上睡着了。吃的东西也很简单，只有糌粑，喝的也只是用羊奶做成的奶渣水。现在孩子们稍微冷一点就会抱怨衣服不够暖，可那时候，我们连像样的衣服都穿不上。虽然家里人多，但真正能劳动的少，孩子又都还小。公社按工分分配，我们家不仅挣不够，还常常欠下不少。一想到父母当年受的那些苦，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如今只要吃到好吃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母；见到好穿的，第一个念头也是他们，总想让他们也尝一尝、穿一穿。 

　　11岁那年，我终于能正式参加劳动了。我和叔叔一起去放羊，别的成年人放一天羊能拿到100个工分，可我还是个孩子，只能拿到一半。尽管这样，我已是家里第一个能帮上忙的孩子。放羊是件苦差事，我从11岁一直放到十三四岁。后来，我又被派去修建羊圈。我们那时用马车从山上运石头和泥土，因为我年纪小，还不会砌墙，就只能做搬运的活儿，别人运泥土，我也运泥土；别人搬石头，我就跟着搬石头。一天下来，后背磨得全是伤，羊皮袄上补丁叠着补丁，脚上穿的也只是用羊皮简单缝制的鞋子，里面垫些干草就算保暖。一连干了十几天，终于等到统计工分、评比名次的时候。我拼尽了全力，却只拿到第三名。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不是因为名次本身，而是我觉得自己已经拼尽了全力，我真的太想为父母多分担一些了。家里那样困难，多挣一点工分，他们就能少一点辛苦。 

　　我11岁那年，正赶上包产到户政策落实。由于家里人口多，我们分到了不少牛羊，具体数字虽已记不真切，但印象中大约是每人5头牛、50只羊的样子。照这样算下来，全家总共分到了差不多50头牛和500只羊。那时候草场还没有划分到户，仍是集体使用，有了这些牛羊，我们家的生活总算看到了希望。父母的肩头一下子轻了许多，日子也一天天有了起色。 

这张照片拍摄于我在武装部工作期间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乡还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学校。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里才建起了一所像样的学校。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早在70年代就已经有了办学点。我的一个表姐就曾在那里读过书。那时的条件格外艰苦。白天，孩子们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吃食，常常只能喝一碗苞谷汤充饥；到了晚上，所有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 

　　1990年，我21岁，遗憾错过了上学的机会。那时家中弟弟妹妹有人走进了课堂，可我们全家观念还比较保守，认知也有限，一方面舍不得孩子离家读书，另一方面，也确实不懂教育有多重要。甚至因为孩子不上学，家里还被罚过款。如今回想起来，才真正明白，孩子没上学，不仅是整个家庭的损失，更耽误了他们自己的人生。从90年代起，国家在我们这儿大力兴办学校，越来越多的孩子得以走进课堂。哪怕家长起初不愿送，政府也始终没有放弃劝学和保障。如今的教学条件越来越好。 

　　大约在1961或1962年，我的父亲开始担任副乡长。在那之前，改则县曾召集了一批人员集中培训，举办了数月的藏文培训班。正是在那段日子里，他学习了藏文，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到我十几岁时，父亲开始利用晚上时间教我们兄弟姐妹藏文。众多子女中，我和排我后面的弟弟学得最认真，因此藏文基础也打得比较扎实。父亲的教学非常系统，从最基础的三十个字母教起，等我们熟练后，再逐步教上加字、下加字，每天晚上还要背诵当天学的内容。我白天一边放羊，一边在心里反复默念字母和语法规则。那时候，父亲手中有一本藏文《正字法》，里面全是藏文语法的重要内容，比如：“ག་ང་ད་ན་བ་མ་འ།　།ར་ལ་ས་རྣམས་རྗེས་འཇུག་བཅུ།　།ག་ད་བ་མ་འ་དག་སྔོན་འཇུག་ཡིན།　།ད་དང་ས་གཉིས་ཡང་འཇུག་ཡིན།　།སྦྱོར་ཚུལ་ན་མ་ར་ལ་གྱི།　།”，还有一本叫《卡其帕鲁》的书，我们也常常翻阅。此外，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也成了我们学习藏文的重要材料。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点一点掌握了藏文。记得有一次，弟弟放羊回来，父亲要考他，他却支支吾吾地背不出来，父亲说“被小偷偷走了”。那时候我们没有像样的房子，晚上就睡在羊圈旁边，每天早晨就在羊圈边学习。在我们姐妹之中，只有我和现任村长的藏文还算不错，这一切，都是父亲赐予我们最深的恩情。 

这是我们村的人去拉萨进货时在那曲尼玛县拍的合影

　　我父亲为什么要给我们教藏文呢？我曾说：“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好，一个人如果不识字，就什么也做不成。”想干自己想干的事，就必须要识字，无论是生活还是认知，甚至外在形式，有没有能力才华都取决于识不识字，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 

　　我20岁那年结了婚。和现在大操大办的婚礼不同，那时的仪式虽不隆重，却格外质朴有趣。无论是招上门女婿，还是迎娶新娘，第一步都是要带着茶和哈达去提亲。按我们这儿的习俗，新郎还要亲手为新娘戴上一颗绿松石。在我们村里，如果一家有好几个孩子，通常由年龄最小的来继承家业，其他兄弟姐妹则出嫁或入赘别家。作为家中的长子，我娶妻成立了新家。父母分给了我90多只羊和七八头牛，我的妻子也从娘家带来了130多只羊和七八头牛。 

这是我老婆和孩子们的合影，那时候拍完就可以出照片。

这是我闺女小时候的照片

　　自己成家之后才真正明白，从前和父母一起生活时，根本体会不到他们的难处，那时整天只想着吃好一点、穿暖一些，全然不知父母的担子有多重。直到另立门户、自己扛起一个家，才懂得生活再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只顾着自己享受。

　　我们陆续有了自己的孩子。大女儿今年已经33岁，二女儿出生于1995年，最小的孩子生于1999年。儿子小时候虽曾送去学校，但断断续续只上了一两个月便不愿再读，反复几次之后，我们最终尊重了他的选择。那时候相关规定还不像现在这样严格，经向上级说明后，也就同意他不再上学。如今，他虽未能继续求学，但已在牧区成家，生活得很幸福。他所在的村里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合作社，他主要负责放羊，也很能干。大女儿读完了三年级，之后在麻米村担任了六年的妇女主任。如今他们举家搬到了阿里地区，她仍然继续做着妇女主任的工作。女婿平时开车，也兼顾做些小生意，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挺不错。小女儿则读完了高中，现在经营着一家网店。正因为接受过教育，她做事比较顺利，小店生意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回想培养子女的这些年，虽然辛苦，但比起我父母当年抚养我们兄弟姐妹所付出的艰辛，我的压力其实小得多。尽管我并不富裕，但好在孩子们都很省心。 

这是我在学习时军训期间的照片

　　我20多岁的时候搬到了县城，在那之前，一直以放牧为生。每年只出一两次远门，其余时间几乎都与牛羊相伴。放羊的日子虽然辛苦，却也悠闲自在，尤其是夏秋时节，赶着羊群去到高山牧场，心情总是格外舒畅。那时，我家有七八百只羊和100多头牛。如今，我的兄弟姐妹中除了我以外，都还在牧区继续着传统的生活。我是在1994年左右离开草原、定居县城。 

　　那时候，我们麻米乡的古昌村和茶措村联合一位名叫曲桑的商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商店。因为我识藏文、会算账，便被安排到店里工作，而妻子仍留在牧区经营牧场。两年后，这家商店关闭了，但我们家选择继续留在县城，没有返回牧区。之后不久，我又参与创办了一家名为“诺桑”的商店。 

　　自1997年改则县设立鲁仁社区起，我便开始在社区服务，担任社区委员、团支部书记和调解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直至2020年离任。在调解委员会工作期间，我处理了大量因人际关系不和、思想观念分歧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我所在的社区位于改则县郊区，居民来自各个乡，人员复杂，家庭纠纷也较为常见。那些年，我调解了许多家庭矛盾，也帮助不少夫妻重归于好。这段经历至让令我难以忘怀。 

我和朋友在一家茶馆

　　就这样，我在县里安顿了下来。2005年之前，家里还一直保留着牛羊。但那一年，县里出台规定，要求在鲁仁社区定居的居民不继续饲养牲畜，于是我只好把所有的牛羊都卖了。从那以后，我偶尔打些零工，也尝试做点小买卖，但始终没能做成规模较大的生意，因为担任社区负责人，每天都要按时上班，实在抽不出更多时间。社区工作工资并不高，一年只有一万多元。好在我的兄弟姐妹多，他们时常会给我送来肉、酥油等牧区产品。现在小女儿和女婿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这是我赴新疆参加剧组时期拍的照片，一个多月的拍摄期间很开心。

　　2011年12月，我们接到通知，阿里地区将选派人员参与一部电视剧的拍摄。我们改则县派出了5人，措勤县派出20名民间艺术团演员，阿里地区歌舞团也选派了一些，我们阿里一共约40人参与此次拍摄。队伍从改则出发，经阿里前往喀什，再辗转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县。 

这是我和演员的合影

　　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解放阿里的历史故事。虽然主题围绕阿里展开，但由于在阿里本地拍摄成本过高、环境也极为艰苦，取景地选在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县。我们每天晚上住在和静县，白天则要赶往七八十公里甚至一百公里外的拍摄场地，参与一系列戏份，其中包括枪战、逃跑和打斗场面。整个拍摄持续了一个多月，每天报酬大约在80到120元之间，具体数额如今已记不太清了。拍摄期间，我有幸见到了常在电视上出现的演员仁青顿珠和洛丹，能够与这些知名演员一同拍戏、同吃同住，内心充满了喜悦。尽管我们只是群演，但能参与这样一部影片仍感到无比自豪。 

　　在拍摄中，我扮演了多个不同的角色：有时要贴上假胡须装扮成土匪，有时又披上袈裟饰演僧人。有一场戏，我需要去抓捕仁青顿珠扮演的角色，他当场骂了一句“帕若撒吉”。我们还演绎了各式各样的情节，有一次，部分群演因饰演“死尸”觉得不吉利而有些犹豫，剧组最终为他们每人多加了50元到100元不等的片酬，才顺利完成拍摄。我个人非常喜爱表演和跳舞，平时也常在政府对面的黑马广场跳锅庄。 

我和藏族著名演员洛丹合影

　　自2020年起，我担任政策宣讲员工作至今，近年来也获得了一些荣誉，今年还在改则县的宣讲员比赛中取得了第一名。宣讲的核心内容，始终是传递党的好政策。对广大群众来说，学习掌握党和国家政策、学懂弄通法律法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紧密结合宣讲对象的实际状况，让政策宣讲更贴近大家的生活。民族团结也是我宣讲中的重要主题。放眼整个世界，民族团结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小到一个家庭内部的和谐，大到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团结，一切都将失去力量。我们看看这个地方，若一个再富裕的家庭，如果内部纷争不断，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相反，即便家境普通，只要家人团结、彼此支持，子女就能在温暖中成长，日子也会过得踏实而安心。　　
年轻时期的我

　　我们牧区有句俗语：“只要家庭和睦，口水也能顶饿”，　意思是一家人若能和睦相处，就算餐桌上没有丰盛的菜肴，哪怕只是咽一咽口水，也能感受到饱足与温暖。如果没有团结，我们中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富饶；没有团结，更谈不上安稳与幸福。 

　　如今，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与政策扶持下，我们不愁吃，不愁穿。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很好，但仍有大约百分之五的人，未能尽到孝道，忽视了父母的恩情。这些人都是我宣讲对象。 

　　我的父母至今依然健在，父亲今年82岁，母亲也已80岁了。他们这一生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吃尽了生活的苦。如今我们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首先要感恩的，就是父母。若是有人不懂得回报这份恩情，我真的会感到非常难过。这也正是我坚持去做宣讲的原因。 

我现在很幸福，父母年逾八旬，子孙满堂。

　　此外，我的宣讲内容还涉及环境保护、社会安全以及国家政策普及等多个方面。就以合作医疗这项惠民政策为例：根据国家规定，大部分人只需交纳380元或400元，但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个人只需承担35元或70元，其余部分全部由国家补贴。可即便如此，仍有人不理解，甚至抱怨说：“我去年交了、前年也交了，但一直没生病，钱不就白费了吗？”每当听到这样的观点，我觉得这些人的思想是落后的。试想一下，万一真的生病，需要去区县医院、地区医院，甚至转到拉萨的大医院治疗，医疗费用动辄几万。如果没有医保，所有这些开销都将由个人承担。而如果按时参保，哪怕总医疗费高达二三十万元，经过报销后，个人往往只需承担一两万元。因此，如果没有缴纳医保，一方面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会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健康。这就是我在宣讲中不断重申的道理。　　
这是我们全家人在拉萨拍的合影

我和我妻子

　　如今的我，生活非常幸福。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幸福感却与日俱增。我的父母年逾八旬，儿孙满堂，也很幸福。（中国西藏网　口述/央珠　撰稿/达次　桑吉　杨加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