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九世班禅（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在内地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只要祖国大地战乱绵延，藏事的解决就无从谈起。他遂竭尽心力，毫不气馁，大声呼吁“以博爱群生之旨，发存亡与共之言”，反对内战，反对分裂，谋求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祖国。九世班禅正是以行动把自己与国家的安危紧紧连在一起，为国家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无论是西边尼泊尔军犯境，还是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他都勇敢地站出来，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行列之中。中央政府对他的爱国行为颇为赞赏，先后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西陲宣化使等职。以后，又被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

　　“护国济民”印章为金质龙钮。1934年班禅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时，政府要员的赠品（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九世班禅到内地后，始终挂念着西藏地方。1935年3月，九世班禅致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除陈述藏案近况，宣化步骤及建设计划外，特地提出了四点回藏计划。他表示“卫藏交涉，大体就绪，轻骑回藏，亦无不可”，但有关西藏地方的一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有负班禅倾诚祖国，民族共和之初志”。因此，希望政府“早定方针，以期解决，而免久悬”。他把回藏看成了与祖国统一相连的大事，而非个人之事。

　　1935年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217次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主要内容为：一、班禅回藏经费准拨100万元；二、准其酌带卫队官兵500；三、根据清朝惯例，由中央简派得力大员护送。

　　1937年6月，青海湟源，九世班禅一行，渡通天河，翻越海拔5000米的巴颜喀拉山，人烟绝迹，虽时值盛夏，冰雪仍扑面而来。前后历经一个多月方抵达玉树，这里“地方甚小，随从又众，事实上不能久住”。

九世班禅回藏，沿途群众争相慕拜（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1937年8月18日，九世班禅离开玉树，西进至离西藏更近之拉休寺。

　　众所周知，此时的中国大地正在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较量，抗日呼声响彻全国。中央政府正集中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更重要的则是，英国鼓动西藏地方极力抵制九世班禅回藏。蒋介石正依赖英美等西方国家提供各种援助，不敢因西藏事务开罪英国。因此，支持九世班禅回藏的态度有了转变。

　　8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三二五次会议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先暂驻政府指定地点。’除电饬赵专使守钰转告，并函达军事委员会及重庆行营查照，及令行外交部外，合行令仰知照。此令。”对此，蒙藏委员会的说明是“抗战期间，中英关系，必须顾虑，仪仗队入藏，恐起纠纷。班禅如必入藏，则须俟藏方有确实回音，且派队到境相接，一切妥善后，方可决定。”可见，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进藏的意见，确有华北战火已燃，一旦西陲再起衅端，进而影响盟国关系之虑。

　　深明大义的九世班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震惊之余，不无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班禅决不舍中央官兵入藏，亦不愿入藏后受藏政府限制而疏远中央”，并电中央表示服从。但是，出走内地十四年，现在已到了家门口，九世班禅的属下不忍就此罢休，乃于9月1日再次与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代表磋商，并作了较大让步，如同意仪仗队官兵到藏休息5月后即行撤退等。可是噶厦中少数人的真正目的是阻挠“倾心内向”的班禅大师回藏，因此条件更趋苛刻。9月25日，自恃有英国人撑腰的西藏地方噶厦回电除再次缩短仪仗队在藏休息时间为两月外，还要求原道撤回，并提出行辕及仪仗队到藏后，须服从噶厦命令。九世班禅接电后，立即向中央表明态度，“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不愿中央威信陷于隳堕，即遵院令，暂缓西行，以待将来”。同时提出住地、经费及将来入藏保障等三项要求，随即于10月8日离开拉休寺，12日重返玉树。

　　青海玉树成了九世班禅人生的最后归宿。

　　生命倒计时走向最后的日子，九世班禅依旧忙碌。“特捐法币三万元并购救国公债二万元用作抗战之需，聊尽报国之心”；“全面抗战两月以来，已予敌人以严重之打击，捷音频传，遐迩兴奋，班禅身阻西疆，心系南天，布施青康各大寺高僧设坛诵经祈祷我军胜利”；“大师捐助前方抗战将士医药费三万元”；“捐助伤病难民募捐团体各一千元”；“自抗战以来，除分饬附近各寺僧虔诵消灾挽劫各经外，大师亦晨夕默诵，未尝稍懈”；“闻内蒙各盟旗扎萨王公贝子有受日人唆使，组织自治政府之说。乃以数年师徒感情，兼求施主福祉，敦劝各族王公，拥护祖国，力图同意，勿自投日寇怀抱，致终遭宰割”；“领导蒙众，团结抗敌，听命中央，以求最后之胜利”；“大师以沪晋沦陷，内蒙亦组织自治伪政府，首都迁川，西陲更形重要”；“命草汉藏文告西陲民众书”。

　　所有的事项都是围绕“捐助前方”“团结抗敌”“抗战胜利”“拥护祖国”这些关键词展开的，由此可以看出九世班禅在内地上弘下化十五年的主题。在他生命中倒数第十天时，他依然关心上海的沦陷，依然焦虑山西的沦陷，依然忧忡内蒙古的形势，只要“一闻捷讯，则色然喜”。“大师忧国之切，谋国之忠，诚有令人铭佩而不能或忘者”，他鲜明表态：“劝民众团结，群固后方，以完成抗战建国大业。”

　　1937年11月4日，室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滴水成冰。

　　九世班禅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疼，不能安卧，且日趋严重。在古庙昏暗的油灯下，九世班禅强撑着病体，郑重地开始交代遗嘱。他孱弱的身体，因为不停地咳嗽而剧烈地颤抖着，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几乎都被咳嗽声打断……

　　据国民政府特派护送班禅大师回藏专使赵守钰电称“班禅大师月前忽患哮（喘），胸部疼痛。当经延医调治……最近胸痛已止，但两腿复浮肿及膝两手腕亦微肿。据本署医官诊断，恐系肝癌，未可轻视。正电各方觅请名医赶玉诊治。”

　　1937年12月1日凌晨2时50分，九世班禅在与西藏邻近的青海玉树结古寺甲拉颇章圆寂，终年仅54岁。

　　众僧长跪，悲痛难已，哭声动地。寺庙内外笼罩在一片悲戚中。为了国家，把枪支弹药“献予中央，共济国难”，是九世班禅为国操劳的最后遗言。

　　不日，遵照九世班禅遗嘱，所部大批枪支开始登记造册，准备办理移交仪式。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枪炮声，九世班禅的遗嘱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余生平所发宏愿，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近十五年来，遍游内地，渥蒙中央优遇，得见中央确对佛教尊崇，对藏族平等，余心滋慰，余念益坚。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拟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途圆寂，今有数事切嘱如下：……至宣化使署枪支，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予中央，共济国难，俟余转生，再请发还。又关于历代班禅所享权利，应早图恢复，最后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汉藏和好，札萨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此嘱。

　　有人在《悼慈和沉毅之班禅》的文章中，悲痛地写道：

　　“翊赞中央，宣化西陲，朝夕与中土人士相见，以示汉藏之精诚团结，故其圆寂之噩耗，一经传播，政府当局与举国人民，莫不同深哀悼。”

　　白马西来十五年，天不遂意，以致大愿难酬。“回藏之后，对于西陲国防，有所建树”成为未了的祈愿，最终使“中枢顿失畀依”，汉藏各族民众同声悲悼。

　　鉴于“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额尔德尼，三晋京师，护国护教，宣化边陲，卓著辛勤，五百年中，未有先例。”国民政府于1937年12月23日，议决褒恤九世班禅大师的五项办法，其中第二项是追赠其“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封号。国民政府即着财政部拨付班禅大师治丧费一万元，随即派出以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为首的“考试院行辕”前往甘孜致祭，“用示国家笃念殊勳之至意”。

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与九世班禅（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九世班禅从1923年离藏入内地，到在青海玉树圆寂，近15年的内地漂泊，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为汉藏蒙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其爱国事迹为后人所广泛传颂。（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