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霄（黑龙江大学创业教育学院讲师）

　　读书是一件雅事，也是一件平常事，在好书之人那里，读书与穿衣吃饭等同，皆是人生不可或缺之务。历史上不同的人读书有不同的特点，有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洒脱，亦有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的谨严。近代的中国学人里，颇不乏读书种子，黄侃就是其中翘楚。

　　黄侃字季刚，在音韵、训诂、文字和词章之学上皆可称一代宗师，他性格的狂放，在近代学林掌故中很有名声，时人即有“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之评。若抛开掌故八卦，走入黄侃的日常生活中去，大可发现其人读书精勤严恪，极为用功。他书香世界中所展现的读书旨趣与方法，上承传统，下开新风，在世界读书日之际重温，可为今人读书作借鉴。

　　读书应“择要”

　　黄侃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四岁时跟从江瀚学习，据说“初授《论语》，每次才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诵”。他曾随父亲游览成都的武侯祠，马上能记下祠壁内悬挂的楹联，在父亲指点下读经，他亦能日读千言，被称作“圣童”。在二十五岁左右，他的学问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章太炎在是年曾称他所收弟子中，有成就可言的唯有三人，一是黄侃，二是钱玄同，三是朱希祖。在这三人里，黄侃与钱玄同都精通小学，而黄侃尤为擅长音韵、文辞之学。从黄侃《国故论衡赞》《在日本移汉学社书》等作品中，也能看到此时黄侃学问的旨趣与规模。

　　1912年，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人发起“函夏考文苑”，囊括了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而二十七岁的黄侃即以小学、文辞列名其中，可见时人对他学问的肯定。至二十八岁时，黄侃已提出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说，并开始撰写《音略》，前者是音韵学上划时代的创见，而后者亦是黄侃音韵学说的重要著作；次年9月，黄侃即应聘执掌北京大学教席，主讲文字、词章之学以及中国文学史。由这样的进境来看，黄侃确实天赋过人。

　　但黄侃之所以年纪轻轻即有如此学问，并不完全因为天分高，也在于他读书善于挑选，把握经典。在读书上，他主张“博而能约”，以精读数部经典作为自己的治学之基。黄侃曾有语云：“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他用功最深的几部书，是十三经、《说文解字》《广韵》《昭明文选》《汉书》和《新唐书》。在日记中，他曾自述云：

　　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

　　对这几部书，他反复圈点涵泳，其中《说文》《广韵》和《尔雅》是他阅读最勤的书，圈点“殆不能计遍数”，他的学问亦正是以这三部书所代表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见长。这是一种“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就是在浩渺书山中，寻得自己所喜爱与擅长的领域，便扎根下来，以此作为根据地，再向四围扩散。

　　黄侃对应当精读的典籍，是非常熟稔的，据他的学生武酉山回忆，有一次中山大学的一个人问黄侃一个典故，黄侃云出自《汉书》，并随口背诵了一大段，武酉山颇为惊讶，说先生如何背得这么多《汉书》？黄侃回答道：“《汉书》不能背，还教什么书呢？”此语听来倨傲，却是自信的体现。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其《我的留学记》里，亦曾记载他面见黄侃的一则轶事。吉川幸次郎在中国留学时，对《经典释文》一书中《谷梁传》部分有疑惑，他在北京大学问过不少先生，都未得确解。当他到南京拜访黄侃时，初见面便问起这个问题，黄侃马上就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黄侃未翻原书就解决了吉川幸次郎积蓄已久的疑惑，令后者佩服不已。在与黄侃进一步交流后，吉川幸次郎不禁感叹：“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

　　读书而“择要”，可以事半功倍，黄侃对自己的老师刘师培的学问十分敬佩，而刘师培即是民国时期年少成名的俊杰。黄侃曾云：“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亦得择要之法。”就是此意。刘师培正因为读书能择其要，故三十五即学成，比之于皓首穷经而不得其法的人，所得要更迅捷而远大得多。

　　黄侃读书择要而熟读的法门，其实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守之有素的风习。曾国藩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意谓古今著述宏多，就像长江大河中滔滔不绝的流水，一个人要想尽数喝干，那只是天方夜谭，所以必须守约，择取重要的部分熟读精思。他还举了韩愈的例子，说韩愈作为千古大儒，平生所服膺熟读的也就寥寥几种书而已。读书既然有所选择，那么对所选择的重要典籍，就切须精熟。朱熹云“读书不贵多，只贵熟”。又说：“读十通，与读一通时终别。读百通，与读十通终自不同。”这是说读书贵熟之义。从这些先哲嘉言中，我们正可以看出黄侃读书“择要”的文化渊源。

　　读书须择要而精熟，而在读的过程中，又不能杂览旁收，分散精力，尤其是很多大部头的书籍，是需要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来阅读的。《论语》记载子路，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即是说子路获得了一些知识后，如果未能透彻消化运用，便绝不贪多务得。黄侃在日记里曾记载自己读《清史稿》事云：“自后当以全力治《清史》，《清史》未毕，万万勿读他书。予年来每每兼点两书，此最误事。《韩非子》曰：‘数变业者无成功。’戒之哉！”即是此意。

　　黄侃对基本典籍的精熟，用功的刻苦，也得到很多同时代学者的肯定。他在北大本属于守旧派，对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钱玄同，皆不假辞色，甚至嗤之以鼻，双方壁垒森严，但是他的学问，却也很让胡、钱等人钦佩。胡适曾经评论学者林损说：“公铎（林损）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会给人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可见胡适对黄侃的用功有很深的印象。

　　同样致力古典学问的张舜徽，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曾与骆鸿凯评论过黄侃，他说：“黄氏以聪明睿智之资，而治群经小学极其勤苦，读书无一字跳脱，此所谓守之以愚者也，故所诣独有千古。”

　　天分高，却不滥用，选定自己的方向，便孜孜不倦地耕耘，这便是张舜徽称许黄侃“守之以愚”的精神。

　　广购书以备读

　　黄侃对精读的书选择甚严，用功甚深，但他又绝非故步自封、拘守一隅的浅陋之人，在精读之外，他有不少泛览之书，这从他购书之广中亦可看出。爱书之人往往喜购书，一册在手，笔墨精好，摩挲不忍释，是书斋中一大乐事。黄侃购书并非如普通藏书者只为装点门面而已，他所购的多是对自己学问有用之书，只要有用，即使书价甚贵，黄侃也不惜解囊。徐有富曾在其《黄侃读书法管窥》一文之“得钱随分付书坊”中谈及此点。

　　如黄侃曾节约日用，花了四年时间购齐《四部丛刊》，这令他高兴不已，虽然购书的价格不在小数，但他依然“夜以名酒庆之”——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因为购齐这套好书而“开香槟”庆祝，可见他的爱书之诚。还有一次，他购得新出影印《四库全书》中的《旧五代史》，觉得“印既精工，纸复絜致，与原本无异，真好书也”，于是“执玩反复，喜不自胜”。黄侃在日记中记载，自己于短短三年中，为购书就几乎花去了八千元，这在民国时期，是很令人咋舌的数目了，为此他解释道：

　　寒士为此，宁非甚痴？但愿于学略有成就，而我子孙亦稍能诵读爱惜之。然架上宜有之书，所缺尚不尟，后此当思时时买之。

　　所谓“架上宜有之书”，便是黄侃认为于学问有益之书，他又曾云：“书之要者，亦非一旦可备，若讲求版本，乃藏书家之事，我辈但求读书而已。”道出了他购书以备读的志趣，这与只知蒐讨各种秘籍珍本以充插架的人是有云泥之别的。由于是为了有益于学问，所以黄侃的购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自己的兴趣所限，只要书有用即购入，这样便避免自己变得狭隘；二是系统性地购书，求全求备。他若想了解研究某一领域的知识，便先列出该领域相关书籍之目录，然后按图索骥，大量购买，依次阅读，这样对一门学问的了解方能深入透彻，而不是浅尝辄止。

　　他对金石甲骨相关书籍的蒐购，亦可以看出他广购书以备读的特色。黄侃的学问本来并不在金石甲骨之学上，他提倡读常见书，对当时关注出土文献的人都不太瞧得上，他对王国维很有疵议，曾在日记中大发责备之语。王国维弟子的姜亮夫曾去拜访他，他也颇为轻视，说：“其人盖用心于龟壳子者……非吾徒也。”但若细读他的日记，会发现他曾大量购入金石甲骨文字方面的书籍，如1929年他先后托人购买了《金石图》《金石苑》《小蓬莱阁金石》《两汉金石记》《愙斋集古录》《清仪阁古器物文》《增订殷墟书契考释》《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秦汉瓦当文字》《秦金石刻辞》《雪堂所藏吉金文字》等书；在购书的同时，他也认真地校读相关书籍，如在1929年日记中，他提到自己搜罗宋人金石书已经颇为完备，准备按顺序将《集古录》《考古图》《啸堂集古录》等九种金石书读毕。金石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本来与文字之学关系密切，黄侃虽不以金石甲骨文的学问为然，但是依然广泛地搜集阅读相关的书籍，不断拓展自己学问的边界。

　　有定、有恒之学

　　黄侃的学生曾记录他的讲学之语，其中有“读书宜注意三事”之说，第一件事便是“有定”，指“时有定限，学有定程”；第二件事是“有恒”，也就是不生厌倦之心，养成精勤之习惯，功课绝不宽假，即使有间断，也必须补作。黄侃自己读书，确实也依照这样“有定”“有恒”的规矩。黄侃夫人黄菊英曾追忆，黄侃每日从清晨五时起就开始读书，绝不间断，晚上也坚持写札记和日记，一直要到半夜，读书时，他又是圈点，又是加批，非常勤奋。

　　书斋之外的黄侃非常活泼，他好喝酒，好听戏，好游览，好与朋友聚会，在他的日记中，常常能看到他与友人饮酒欢聚，手持蟹螯、酒杯，吟诗作对的记录，但难得的是，一旦回到书斋，他似乎就马上忘记了宴饮之事，开始在荧荧灯火中读书，像1931年12月12日，他在日记中记自己“午后，持螯痛饮，入夜醉眠”，但是随后又记“中夜，看真西山、北山、深宁学案”，即使大醉，半夜醒来依然继续读《宋元学案》。

　　黄侃读书是有“日课”的，有时候是在年初进行规划，比如1922年新年，他即在日记中记下“今岁所拟为之事”，其中就包括了：一、着手为《经典集音长编》；二、赓前治《说文》；三、翻史籍，辑《文章志》；四、缮录文诗稿。这计划里不仅有读书，亦有著作的规划。更清楚的是1928年7月3日，他在日记里改定了自己的功课，分为六门，即每日临汉简；校《经典释文》二卷；点经疏二卷、《新唐书》一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五卷；翻有关实学之书；撰作；钞诗。

　　他这一年每天的功课，都写定在了自己的日记里，日日如此，绝不间断，即使有杂事妨碍，第二天也一定继续。比如在7月9日，有友人来找他共进晚餐，与他聊天至十一点，结果当晚的功课未完成，但第二天的日记中，他即补上：“卯正起，仍复常课。”这一年7月中旬似乎很热，他在11日的日记里写道：“晴热（九十度）。昼夜喧扰，不得读书。”于是便打算早起到鸡鸣寺去借地看书。起床后，他先到金陵大学去，发现好友汪东的办公室很凉快，干脆就在汪东的办公室里坐下读书。在这样燥热的一天中，他依然翻《新唐书》、拟宋祁文章、拟唐诗五七言、临汉简、钞诗、阅《全后汉文》，功课一点没落下。

　　这年8月19日，他又修订了日课：“钞《古诗存目录》；校《经典释文》；点《全上古》至《隋文》《全唐诗》；翻群书属于目录金石者；临汉晋简牍；选拟宋子京文；读《河岳英灵集》。”

　　他日课的调整，与他读书的进度是关联着的，不过大体的形式未变，依然是抄书、校书、点书、翻书、临摹、作文几项，有泛览亦有精读，动手动脑，极为充实，从中可见他教诲学生“时有定限，学有定程”之意。

　　黄侃所作读书功课，并非泛泛读过而已，精读的书，他必定要上手标点，随时抄录，读后又反复温习，如“十三经”便是他时时温习的书籍。在教导学生时，黄侃又曾说，一个人治学，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内，就需要有一定的成绩，否则性格懦弱的会变得颓废，而性格强势的就会变成不学之妄人。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说的也是此意，黄侃将这个时间提前了二十年，变成“二十三十而无成，斯亦不足畏也已”。说这样的话，黄侃确实也有如此的底气。

　　黄侃读书最恼恨的是“煞书头”，这是他发明的新词，意思是读书不终卷，读了个开头便中断不读，他读书讲究的是从头至尾，一字不轻易放过。他每读一书，都极有恒心，如他1931年10月在日记中记录温习十三经，从《诗经》始，随后陆续圈点《孝经》《论语》《周礼》《谷梁传》《公羊传》《仪礼》《左传》《礼记》等书，至1932年5月13日，才在日记中记下“至是，十三经俱温毕……虽逃难来燕，亦未敢无故辍业，岂曰好学，遣忧而已。”1932年2月，为避日寇侵扰，黄侃携家从南京避难至北平，从是年2月到5月28日，黄侃的日记都题作“避寇日记”，但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他的日课仍不间断，必将计划之书圈点完毕方休。

　　当然，黄侃讨厌“煞书头”，最有名的例子还是他去世前读《唐文粹补编》的掌故，这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录。1935年8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读《唐骈文钞》毕，感叹道：“此书岁余始点完，此后不敢轻煞书头矣。”在读完后，他马上又开始温习《唐文粹补编》，但在几天后的重阳节，他因食蟹饮酒导致胃血管破裂，遂遽尔去世。据其弟子在他日记绝笔后记载，他在弥留之际，依然“伏案点《唐文粹补编》，力疾将末二卷圈点讫，甫阁笔，又大吐，皆瘀血，趋就床卧，晕眩少愈。”至死仍不欲废业，他“有恒”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圈点、批注、读写结合

　　读书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似乎从书架上拿下一册书，便可翻阅。但黄侃读书的方式，却很传统，或者说，有些“烦琐”，从前文所列举他的日课，便可略窥一斑。

　　他每日读书的工作，有钞、校、点、读、翻、临、拟，形式非常多样，不仅用眼，还用手，真可谓是“不动笔墨不动书”的典范。在这些不同的形式背后，是有着黄侃不断沉潜涵泳的体会在的。钞，即是抄写，最费功夫，因此黄侃所抄的，以儒家经疏和对自己治学有用之条目为主。黄侃对儒家的经疏反复温习、不惮抄写，1928年农历八月八日的日记中，他专门提到自己抄经的日课，云“始定钞经课，日四叶，叶二百五十六字”，也就是每天抄写四页纸，每一页抄256字。至11日，又改成了“此后日五叶，以有提行空格，必五叶乃能溢出千字也”。合计起来，基本也都是每日抄经千字有余。从8月8日至9月18日，他陆续抄了《孝经》《尔雅》《论语》约114页，在抄写的过程中，还伴随着温习与读诵，通过这样的抄写，他对经疏原典，便有了超过一般人的熟悉。除了抄写原典，他还常常在日记中系统地抄录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文献，比如他曾在日记里抄录了大量《通俗编》中所录的古人诗文用俗语的材料，为的是考察古代诗歌中运用俗语的情况。

　　校，则是校勘，读书必校勘，这是清代人治学的一贯特色，因为古书流传中，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讹误，有些质量不高的版本，不仅令人难以卒读，更可能让人对原文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清人讲考据，很在意书籍版本的优劣，因此在读书时常常要加以校勘，至有“书不校则不能读”的说法。黄侃自小承袭家学，在读书上也谨守清人的学风，常以校读的方法来读书。比如黄侃在读《经典释文》的《周礼音义》时，便“以《周礼》经注本与《音义》对看，分别经注，以朱笔在注字旁作一勒，以便寻讨”，通过与《周礼》经注本的对比，便更能明了《经典释文》中所列经、注之分别。他回复吉川幸次郎关于《经典释文》问题，之所以能那么敏捷而准确，与他校读此书所花的功夫分不开。他读《文心雕龙》，亦广取诸本进行校勘，以此往往有得。如《文心雕龙·辨骚》中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黄侃对“菀其鸿裁”一句始终不明其意，后得唐写本《文心雕龙》校对，方知应是“苑”字，“苑”字与“猎”字相对而言，指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为模范，而心巧之人亦可择取其中艳辞以助文章，如无唐写本之参照，是得不出这样的领会的。

　　点，即是圈点，古书并没有今天书籍中这样完备的标点符号，因此古人读书常须自己动手标点，唐以前已经有了“学问如何观点书”的谚语，可见标点对读书的重要性。然而标点不仅是断句而已，它也包括了提要钩玄的圈点。圈点书籍，往往是考察一个人的章句之学，黄侃对此极为看重，他曾告诫弟子说：“为文必先读经，而读经先要明句读。未有句读不明，而能探索经义者也。”又引黄以周语说：“凡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始基。”他要求学生治学用功的法门，就是圈点书籍，每个人至少都应该圈点书籍五部。

　　黄侃在圈点书籍时，会利用不同的符号来标记原文的不同意义，凡经他点过的书，学术价值都很高，所以他的点书在近代学人中是很有名的。据他学生回忆，顾颉刚在主持二十四史断句时，还曾采纳了他批点《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成果。黄侃日记中最常见的，就是点书的记载。他也常常将自己点过的书籍作为教本给学生抄录，以此来达到教学的目的。他的学生潘重规说，他刚入门时，黄侃便要求他圈读《十三经注疏》，又将自己圈点的十三经白文交给潘过录。后来黄侃复将自己手批的《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给潘重规抄录，并时时检查他抄录的进度。殷孟伦初入门时，黄侃亦要求他一年内圈读完十三经，又将自己批点的《经典释文》交给他过录。

　　长子黄念华能读父书，黄侃对他教导极严，照其弟子杨伯峻的回忆，黄念华在北京时，黄侃嘱咐他每天点读一卷《汉书》，就算是开学了也不例外，黄念华也谨遵父命，从未懈怠。在192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黄侃记载自己准备了一部十三经，特地加以圈点校勘，以作为课儿的读本，“予既点注、疏，因以墨本校是本讹字，且断句读，将以授两儿”。可惜黄念华早早地感染了肺结核去世，令黄侃非常哀恸，以至于他在很多年后都不忍心再翻阅这部白文的十三经。

　　钞、校、点三种方法，学术的色彩较为浓厚，与此相较，读、翻、临、拟就轻松一些了，读稍严肃，多半是读经读史或重要的典籍，温习之功也在其中，这种读往往不需要另外再钞、校，因此速度略快。翻则是泛览，或为了研究而寻觅材料。比如他读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就属泛览。临则是书法的临习，黄侃书学欧阳询，很下功夫，1928年时他还以汉晋简牍为临习日课。拟则是模拟文章，与临一样，都属于创作的部分。

　　之所以要进行这么多的工作，是为了能更深入地领会经典，涵泳其滋味，以防匆匆阅过便如云烟过眼，一本书读毕，却依然头脑空空。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细读的法门，很多经典是需要细读的，囫囵吞枣，在把握其意涵时很容易犯错。黄侃曾在日记里举过自己的一个例子：

　　阅书太速，必有破句。检昨点邢疏“听讼”章，疏引王弼《易·讼卦》注云：“物有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不知何缘于“职”字、“争”字、“讼之”字绝句，直是不谙文句者所为，恐平生点书类此者不少。

　　黄侃有一次检查了自己前一天点读的文章，发现因为读得太快，因此读破句了，心里很是懊恼，可见点读确实能促使自己不断反省对于文本的认识，不至于一读即过，有问题也无法发现。黄侃的一天，就是在这种钞、校、点、读、翻、临、拟中度过的，而这种书香的生活伴随了他的一生。中国古典的读书传统，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读诵中，得到了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