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济南，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上午十点二十，江林昌刚刚结束讲座。他戴着银色金属边框眼镜，身着白衬衣、黑长裤，笑呵呵地同记者打招呼。四年前，江林昌加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为特聘教授，在聘任仪式上也是这样一身朴素装扮。

　　多年主攻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明史等研究，如今，江林昌拥有重要而丰富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但在山大同事与学子眼里，他是位说话直来直去、憨态可掬的学者，与之交流，大家十分轻松，没有什么压力和隔阂。说话间，江林昌带着记者来到了大学校园里的办公室。书架上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历史典籍、专业书籍，连茶几也不放过。他将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书籍挪开，终于辟出了一块“空地”，容记者放下采访本。

　　亲身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个重大课题，是江林昌最重要的学术履历。江林昌清楚地记得，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自己只有三十多岁。“能够获得如此宝贵的学习机会，主要感谢我的两位导师，姜亮夫先生和李学勤先生。”而这难得的经历深深地浸润了他的整个学术道路。

　　参与两工程

　　“小江”成长为“老江”

　　1988年，江林昌考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一代国学大师，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家姜亮夫。博士毕业后，他面临着人生选择。“当时，考古学的重镇并不在浙江。姜先生建议我去北京，在考古学、甲骨文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江林昌回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自己无法立即进站研究。于是，他举家来到烟台大学，边研究边等待机会。后来，江林昌如愿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的学生。

　　彼时，正赶上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我国第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工程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数百名科学家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导师李学勤任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年轻的江林昌便承担起工程学术秘书的工作。

　　“我们负责用《简报》的形式总结记录相关情况，这对我来说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字工作，而是向专家进一步请教学习的好机会。”江林昌感到很幸运。许多不同学科的专家会有不同的学术观点，经常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他回忆，邹衡先生与安金槐先生几乎每次都有学术争论，且态度极为认真，互不相让，甚至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但老先生们始终没有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所以，每次争论之后他们照常把酒言欢、谈笑风生。

　　这些观点鲜明的思想交锋，江林昌需要一一整理，反映在《简报》中。“为了准确记录，我必须弄懂他们的观点。于是就趁这个机会研读先生们的著作，不明白的当面请教，先生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我弄通为止。”他说。不仅如此，李学勤先生和朱学文先生还特别叮嘱江林昌，可以有计划地采访没有在“断代工程”中做具体工作的业内老先生，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于是，他先后采访了饶宗颐、杨向奎、张政烺、石兴邦、赵光贤、张传玺、张岂之、赵芝荃等，他们不仅对工程提出了高水平的建议，还给予了江林昌专业的指导。

　　“饶宗颐先生跟我谈简帛，为我在当时所承担的‘断代工程’专题‘禹伐三苗与夏代始年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杨向奎先生则跟我大谈《楚辞·天问》；石兴邦先生给我叙述他对东夷部族鸟图腾的观点；张传玺先生给我谈商周时期的社会形态……”每一次细致交流，江林昌像是鱼入大海般开阔了眼界，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知识。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结题，由专家们联合攻关而推出的《夏商周年表》，将中华文明史的年代由公元前841年往前推了1200多年，填补了司马迁以后2000多年来的年代学研究空白。“‘断代工程’前前后后五年时间，所有的考古现场和会议我几乎都参加了。”江林昌说。在这五年，他没有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也没有产出任何成果。“压根没有时间写。我必须全力以赴整理‘断代工程’的相关材料。”有时候材料要得急，哪怕熬到天亮，江林昌也要保证按时交稿。

　　正是因为“断代工程”的成功实施，国内一些中青年学者得到了培养。江林昌很庆幸成了其中的一员，还参与了工程阶段性报告起草小组的工作。“我感觉进步很大。‘断代工程’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不同学科的新门窗。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态度以及研究境界上，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机会。当时，李学勤先生、李伯谦先生、朱学文先生经常帮我修改《简报》稿，现在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为无比珍贵的学术材料了。”江林昌高兴地向记者分享。工程结束后，他继续保持与专家们的联系，紧跟他们的学术步伐。

　　2002年春，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由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这是继“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在预研究阶段，江林昌有幸成为某课题组成员，负责五帝时代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一直跟随工程进行相关工作，他受益匪浅，也慢慢从“小江”成长为“老江”。

　　经过多年的论证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出了系列成果，其中在年代学方面推出了中华文明起源三个阶段性的年代框架：公元前3800—前3300年，公元前3300—前2500年，公元前2500—前2000年。“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从五帝时代开始起源，再经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发展，已经有了年代学的框架依据。”江林昌说，过去，我们谈中华文明史一般都称“五千年”。现在，我们应该在五千年基础上加一个“多”字，完整的表述是“五千多年文明史”。

　　“这个‘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字不是随便加的，而是经过历代学者的艰辛求证。”亲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过程，江林昌深感不易。他还透露，在参加工程的时候，专家们完全没有预见会把中华文明史推到五千多年前。

　　“当时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能够证明五千年文明，那就相当不得了了。”江林昌说，二里头遗址、新砦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取得重大进展，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以及国家强大的经济支持，推动学者们揭开更多考古神秘面纱。有了这些材料、成果作为基础，才得以将结论一步步往前推，不断更新大家对中华文明史的认识。

　　专心做专业是最愉快的事

　　在烟台大学的二十多年，江林昌要讲课，还要处理各种行政事务，应对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活动。一张日程表记录了江林昌每天的生活：早上六点到八点，这段宝贵的时光交给读书，八点到十一点，处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十一点之后，给研究生上课，下午，又要面对分内的工作……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其他的时间被各种各样的事项填满。

　　江林昌几乎是像挤海绵里的水，极尽所能地争取属于自己的时间。与他一道出差的人，都见过这样的画面：坐在候机厅里，别人在三三两两聊天，江林昌赶紧掏出一本书来看；飞机起飞后，旁边的人在睡觉，他又开始看书。江林昌如此见缝插针式的生活，在50岁这一关卡到来之后，终于感到吃力了。江林昌深深感受到年龄二字体现在身体上的变化，精力不比从前，不敢像年轻时候那样连续几日熬夜，周旋在行政和学术之间的他感到分身乏术。

　　2016年，他碰到了评选“泰山学者”的机会，入选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辞去领导职务，江林昌没有犹豫就报了名。成功入选之后，他同时辞去烟台大学副校长、烟台市政协副主席两个职位，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生活中。

　　“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做专业确实很辛苦，但我的心情很愉快。”江林昌说。他形容自己的学术道路是厚积薄发式的，不轻易写，不带着功利去写，不为了考核任务写，要真正感觉有思想要表达时才写，而且一个题目从成形到动笔，要酝酿很久，几年、十年甚至二十几年都有。2018年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就是“十年磨一剑”后的成果。

　　在杭州读书的时候，系里的老先生常说，“通一经才能通百经”，对江林昌来说，他的这“一经”是《楚辞》，《楚辞》是他学术研究的起点。还在姜亮夫先生门下的时候，江林昌就听他多次提过《九歌》的源头问题，姜亮夫说《九歌》的源头不仅在长江流域，而且在黄河流域，跟山东的东夷文化有重要的关系。但那时候，考古发掘与研究尚不充分，只能根据文献判断，可考的文献也多是神话，不可佐证真伪，有关《九歌》源头的讨论很难深入下去。

　　多年来，江林昌一直关注一个问题。直到近些年，历时多年的思考，终于有了结果。他论证认为《九歌》是融合远古部族文化的结果，而其中的《东皇太一》《东君》源头就是海岱东夷族的宗教祭歌。在海岱地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遗址中，不断出现有关太阳崇拜的遗物；在文献记载中，东夷集团的先祖太昊、少昊、帝舜、后羿、伯益等，都以太阳鸟为图腾。考古遗址与文献中的诸种记载与《东皇太一》《东君》中祭祀太阳神歌舞仪式的几大要素一一吻合，从中推测出《东皇太一》《东君》的祭太阳颂歌与东夷习俗有内在联系，更进一步推定《东皇太一》《东君》应该是东夷有虞族《韶》乐中有关日月天体崇拜内容的遗存。

　　江林昌说，“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研究，不是某一个单科的专家能够解决的，必须是多学科结合。”这种经验最初来自姜亮夫、李学勤等先生治学风格的熏陶，后来亲身参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多学科结合的一次实践。在此后的研究中，他循着这种经验，自觉地用文史哲融通的视角看问题、思考问题。在《九歌》探源之路上，考古学上的日月山刻纹、鸟型陶鬶、鸟足陶鼎，以及拔牙习俗，就补足和旁证了文献，在推论的关键环节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海岱地区，北、东、南三面环海。“汤谷”“扶桑”，是日月所出之地之一，《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淮南子·天文训》的篇目中都有记载，而“汤谷”“扶桑”，都与一个地名“黑齿”有关。《大荒东经》又言“有黑齿之国，帝俊（舜）生黑齿”，则“黑齿”当在海岱地区。《山海经》还记有“凿齿国”，《淮南子·坠形训》还有许多“凿齿民”“黑齿民”的记载。

　　有了文献记载，江林昌就开始搜集考古证据，他发现东夷集团在远古时代曾盛行拔牙习俗。山东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邹城野店、胶州三里河、诸城呈子、江苏邳州大敦子等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普遍存在拔去上颌两颗侧门齿的现象，其拔牙率达到埋葬人数的64.3%。据此，严文明1979年著文指出大汶口时期的东夷民族，“无论男女，也无论贫富”，都追求拔牙。《山海经》《淮南子》中也有多处关于“凿齿国”“黑齿国”的记载，考古证据与文献的记载相一致。由此可知，“凿齿国”“黑齿国”必在海岱地区。这也从地理上证明“汤谷”“扶桑”“十日”神话只能是东夷民族的。在中原地区，既没有关于“凿齿”的文献记载，也没有相关考古发现。

　　从年代上看，考古所见海岱地区的拔牙习俗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到龙山时代便消失了，尧与羿活动在五帝时代晚期，相当于海岱龙山时代晚期，神话中称尧使羿诛灭“凿齿国”，在历史年代上也大致吻合。谈到这个发现，江林昌颇为激动，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令他“大为惊讶，又无比兴奋”，他心想“一个重要的问题解决了”。在经历了数次这样的时刻之后，花了十年的时间，这篇文章终于定稿，这是他若干年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一个剪影。

　　在总结学术研究的经验时，他将大多都归结于前人的及时引路。姜亮夫先生有句话江林昌一直记在心里：“选题要选活泼的题目”。什么是活泼的题目？江林昌解释，不是边边角角的小题目，是有民族文化高度的大题目，不是一篇论文能完成的题目，是能够一篇接着一篇做，做五年十年甚至做一辈子的题目。2013年，著名学者陈来有一篇论文《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发表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上，探讨了先秦哲学对秦汉以后中华成熟文明的影响问题。江林昌读后深受启发，“中国哲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高峰，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发展到两千多年时，也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才真正达到高峰，并影响了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而此前两千多年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这样的思考下，他写了一篇《先秦哲学的中华文明基础》，同样也是“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促使世界“读懂中华民族”。

　　与山东的不解之缘

　　回首江林昌的人生轨迹，会发现其中充满了机缘巧合。一个南方人，立志去北京学考古，最终却扎根在山东；刚去北京读博士后，就参与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并在后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人生的种种际遇，江林昌用“机缘巧合”四个字来解释，这许多的机缘巧合，丰富着他的学术生涯和生活道路。

　　访谈中，他多次谈到自己与山东的缘分，在杭州念完书后，是在一位山东好友的推荐下才来到烟台大学，后来在北京读完博士后，再次回到烟台，也是冥冥之中的导引。“在北京学考古”的几年，正好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的时间。江林昌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也跟工程中负责的专题成果相关，但当时有规定，在工程结束之前，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提前发表个人成果，所以他的博士后一读就是五年。

　　读完博士后，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回烟台教书，或者留在中国社科院。即便是身在学术圈之外的人，也能清楚地知道两地学术资源的明显差距，更何况是江林昌身边的师长，他们的声音无一例外：为了学术前途，不能回去。另一边却是烟台大学领导的盛情挽留，几番考量、几番挣扎后，为着一份难得的情谊，江林昌还是回到了山东，自此便一心一意扎下根来。

　　自2016年在山东师范大学担任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2019年加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后，他的根往更深处扎。他找到了自己搞科研的节奏：早上6点钟起来就到办公室工作，晚上10点多离开办公室。“时间都交给工作了，到济南都三年了也没去过千佛山和大明湖。”江林昌说。

　　地理位置的变化，让他对齐鲁文化投注更多目光。“在山东的历史序列中，先有东夷文化，再有齐鲁文化，这都是整个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源头。具体来说，东夷文化是海岱考古的重要源头，齐鲁文化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核心文化。”江林昌认为，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春秋战国刚好是中间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中，处于中轴点。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荀子的《荀子》，这三部儒家经典都是在齐鲁完成的，儒家文化与齐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五千多年文明史当中，儒家文化还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大家以前不够关注，这是需要完成的学术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时代课题。这就是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当然东夷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涉及的面很广，跟中原的文化、北方的文化、南方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需要现在的学者包括以后的世世代代的学者共同来讨论的问题。只有把这个源头讲清楚了，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握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齐鲁文化和儒家文化。”江林昌解释。李梦馨 朱子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