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在《北纬四十度》序言中，陈福民谈到自己的写作意图：“以‘跨界’的姿态处理北纬四十度问题，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陈福民这么说，自有分辨。他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著名的批评家，转而来讲历史，此之谓“跨界”。在这里，他保持了对历史学科的尊重。

　　但是，读《北纬四十度》会发现，与《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苏演存）、《中国疆域沿革史》（顾颉刚）不同，陈福民处理的也不是纯粹的历史学问题，而是突破学科壁垒的、更为宏大的综合材料。“北纬四十度”在东亚大陆，正是温带大陆和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天地不仁，万物只能默从。于是，历史上，形成了不同族群，产生了牧与农耕两种生活方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活于马背，彪悍勇猛；农耕民族定居一地，春种秋收，发展出稳定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无疑，游牧民族遇到的食物问题更为严重和频繁，而为了生存，越过北纬四十度，南下劫掠生活资源，就是不得已和唯一的选择。由此，造成双方不断杀伐、议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王朝的更迭，都是在农耕、游牧民族斗争的框架下进行的。直到进入“现代”，冷兵器时代结束，民族国家的形成，北纬四十度分界才渐次淡出。由此来看，“长城”与“北方”问题的讨论，需要依托地理学、经济学、农学、心理学、社会学、交通学等众多知识体系。不是陈福民主动跨界，而是研究对象逼他非如此不可，更确切说也不是跨到历史，而是摆脱学科谱系，进行升维，从更大视野观察问题。

　　陈福民讲述“北纬四十度”故事时，依靠史料，还原本事，但又超越古人局限，跳出二元对立思维，持正守平。在《那么，我们去洛阳吧》中，他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评价说：“这场运动，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自我革命。从赵武灵王‘胡服’到北魏孝文帝‘汉服’，这中间的曲曲折折，分明流动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拓跋鲜卑人用自己生生不息的努力证明，他们是善于学习的有创造性的伟大民族。一般来说，革别人的命都能非常踊跃，而轮到革自己的命，恐怕就比较缺乏勇气。但是拓跋人做到了。”以文明追求为参照系，摒弃民族对立，这个论断尽显《北纬四十度》的持正。

　　《北纬四十度》研究的是历史，“把历史学家作为潜在读者”，但作者以文学研究者自居，“希望通过这种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自序》）。陈福民始终在文学/历史分界线逡巡，既要求“一种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又说“我无力给出结论，但这是一个有持久效应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吧”——婉转如此。而这种心态，恰好让作品具有了“历史浪漫主义”独有的情怀。根据点滴史料，加以渲染，使之呈现出自己需要的逻辑，是一种“历史浪漫主义”。真相无情，丛林法则残酷，而文化建构和传递，正是在改写和虚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

　　陈福民书写历史时，又何尝脱离文学。他将《北纬四十度》定位为随笔，且强调“参与”，不是试图书写“正史”，而是通过重述，让历史更具后设视角的深度与况味。关于历史上的“和亲”，有的说“斯盖御长策，经邦茂范”，有的说“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聚讼纷纭。只有文学，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懵懂年代却担负重任的少女。对于战争中的弱女子王昭君，陈福民毫不吝啬，辟出了一章篇幅，与司马迁给李广一个列传的超规格待遇不分轩轾。他说：“在战争的另一边，王昭君跟她那些无名的姐妹们，被镶嵌和挤压进历史的缝隙中，但她们顽强生长着，正如‘昭’这个字引申义所表示的那样，在黑暗中透出一缕微光。”（《在战争另一边》）从陈福民引用的历代诗文看出，只有文学家，才会如此看重被历史学家忽视的王昭君。不止出塞的王昭君，每个古人，哪怕沉默者，都曾是活生生的身体。让他们在纸上复活的方式，唯有招魂，而这，可能只有文学能做到。这也是文学批评家陈福民的历史研究的独有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