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在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剧终时，主人公骡子擦干眼泪，戴上邱排长留下的军帽，哼唱着采茶戏《睄妹子》中旧曲所填的新词，坚定地走向前方的红军队伍。剧作家盛和煜在剧本此处有一句提示：“蓦然，他轻声的哼唱变成激昂、震撼的交响乐！红旗招展，丽日当空，似有千万个骡子、邱明亮、花姑、古玉洁在红旗指引下，奔向前方。”这“千万个”的定语，正与剧名标定的“一个人”彼此呼应，展现了剧作所要传达的文学想象空间。导演张曼君用骡子走向红军群体形象的场面设置，大气磅礴地在舞台上塑造了革命战争年代中人民大众跟随红军融入革命的文化意象，完成了从文学向舞台的艺术创造。

　　从“一个人”到“千万个”的转化，从《睄妹子》的一支爱情曲调到革命新词“交响乐”的升华，是从艺术典型到历史真实的扩容。剧作通过骡子这样的一个普通个体，通过他在纷乱的战争局面中接近红军、走进红军、理解红军、跟随红军，将艺术塑造的“骡子”延展成了见证并参与着中国革命进程的“人民”群体，这是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理想，对红色题材的一次重要创新。

　　长期以来的戏曲现代戏创作，不乏对于“人民”浓墨重彩的书写，通过不同社会群体和具体的“人民”个体，展示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表达人民与时代、英雄、国家和党的深度依存关系。这样的戏曲创作，更多地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严肃的历史真实性张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依托百年中国发展历史、独具时代特色的戏曲叙事形态。革命题材已经在思想表达、题材选择、形象塑造、风格审美等诸多方面，拓展出多元丰富、更加成熟的艺术形式和内容，由此有机地成为历史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别出机杼地将叙事主体定位到骡子这个普通人身上，将宏大的“长征”叙事折向人民大众。骡子不是红军，不是党员，在“长征”这个民族革命史诗的创造过程中，他只是芸芸大众中一个无意识的局外人。他之所以被卷进长征的最初缘起，只是因为他的骡子给苏区红军驮盐，他只想拿回自己的“工钱”，但是面对尤老板的欺骗、面对乡联防队长王火彪的诬陷，以及由此在生活中出现的湘军、粤军、黔军等等强悍的外部力量带来的生命威胁，他逐渐地从个人的生活理想中看到了身处世间的光怪陆离，也用他质朴的生活立场来分辨着集结在他周围的这些群体。

　　骡子是典型的“一根筋”，乍看似乎“脑壳有毛病”，他本来可以按照红军二号首长的解决方案，牵走自己的骡子，同时拿上二十块工钱回家。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行，这样你不亏大了吗”，由此主动提出“拉活换工”，并且答应要把运输队的铁皮箱亲自交给二号首长。他的这种诚信、守诺的处世态度，来自世代生存的环境，来自世代遵循的道德操守，更来自二号首长和红军在面对他被坑骗后表现出的宽容、理解和信义。正是在这种共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骡子在历经诸般磨难时，始终坚持着他与二号首长、与红军达成的承诺，并且在大是大非、大生大死之际，面对以生命来护卫他的邱排长，由衷地道出“我就搞不懂，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红军，有你这样的人”，从他最初“只听说红军讲信义”，到他与邱排长切身的生死与共、患难相随，动情地说出“我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像你一样战斗生活”。

　　剧作的精妙之处在于，除了邱排长这“一个人”外，基本没有对红军进行过多的铺陈，而是通过骡子与身边日常群体的交往，来展现特殊年代中的世俗生活常态。古小姐充满诗意理想和革命憧憬的这“一个人”，花姑带着农民淳朴道德和美好人性的这“一个人”，甚至王火彪充斥贪婪物欲和残暴狠毒的这“一个人”，都以极具意象化的个体抽绎，展示出他们各自依存的社会群体属性。正是在单独意象的关系推进中，剧作通过骡子的眼睛和心灵，去充分地辨别“红军”这支独特队伍的正义；通过他的行走、他的追随，来理解革命中的信仰与牺牲，理解伟大精神的感召力量；通过他的诚信、他的执着，来表达“人民”的精神在苦难洗礼后的升华与坚定。

　　这样的“一个人”对于“长征”的辨别与认同，集中体现了现代中国革命最大多数群体的思想抉择，高度浓缩了“人民”的意象内涵，也呈现出了“长征”作为人民史诗的文化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