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定风波》的情缘

　　当代学者曹辛华先生提出建立“中国分调词史”的构想，指出词调研究的重要意义，并言：“（词调研究）将使我们认识到词体文学特别是唐宋词这一老‘矿床’里还有更多的原生态东西待人挖掘、化验、透视。”（《唐宋诗词的文体观照》）笔者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探讨苏轼与《定风波》词调的情缘。

　　精神家园的寻找：从“何处是吾乡”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旷达的词风在苏轼《定风波》的某些词篇（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除了旷达的词风外，这些篇章表现了创作主体的人生哲思及对精神家园的寻找。著名词学研究者杨海明先生在《唐宋词与人生》中说：“面对人生短促这一严峻的现实，他们（词人）就都会感叹光阴之易逝、青春之难驻，从而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并努力善待今生；又如，任谁都难逃生活的压力，不免会陷入感情危机或人生逆境之中，这时他们就都会努力寻找解决烦恼的良方，皈依某种人生哲学。”欧阳修《定风波》词中关于伤春惜春之作的多属于杨海明先生说的第一种情况，而苏轼笔下的像《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词作属于杨海明先生所讲的第二种情形，其《定风波》的部分篇章表现自己旷达胸襟的同时，更多地融入了主体自我在经历宦海沉浮后的人生哲思。试看下面两首词作：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苏轼《临江仙·送王缄》）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定风波》）

　　《临江仙》词据薛瑞生先生考证，可能作于熙宁十年（1077），苏轼时年四十二（《东坡词编年笺证》），此时苏轼已整整十年未回故乡（上次回蜀因“丁老苏忧”）。因为王缄是蜀人，唤起了作者内心的思乡之情。此词上片作者突出了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凉；下片词人写了自己和友人离别的忧愁之后，苏轼发出了“人生如寄”的感慨，并进一步拷问自己：哪儿才是我的故乡呢？作者内心似乎充满了迷惘之感，急切地需要找到自己的归宿和精神的栖息地。

　　第二首《定风波》词的创作时间，应是元祐元年（1086）。《定风波》小序为：“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这则小序，交代了此词创作的缘起。原来王巩（字定国）有个侍妾叫宇文柔奴，此女子长得极为标致，并且还善于巧妙应对别人的问题。王巩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的连累，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当从岭南回到京师之时，苏轼问王巩的侍妾宇文柔奴，岭南生活应该不好？没想到柔奴不以为意。苏轼显然被柔奴身上随遇而安的精神品质所打动，因而创作了此词。另一类材料则对“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思想进行溯源，其中以吴幵《优古堂诗话》和吴曾《能改斋漫录》为代表。《优古堂诗话》记载道：“东坡作《定风波》序云……因用其语缀词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予尝以此语本出于白乐天，东坡偶忘之耶！乐天《吾土》诗云：‘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又《初出城留别》诗云：‘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又《重题》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又《种桃杏》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从吴幵的这则材料可看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一安之若素的思想被白居易的诗歌反复提到，苏轼更是用词这一独特的审美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思，这是极其具有开拓意义的。词的上片写王巩侍儿柔奴的美貌以及歌声的美妙，词人不禁表达出对王巩的羡慕之情；下片词人本以为宇文柔奴会对岭南生活有所抱怨，但苏轼从柔奴的口中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此心安处是吾乡’看似出自柔奴之口，但它实际上却又是苏轼心中酝酿已久的思想。”（杨海明著《唐宋词与人生》）此时的苏轼内心之中未尝没有一肚子的苦水，但他没有去放大痛苦，而是用理性和智慧来对抗痛苦，其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对苦难的超越。从“何处是吾乡”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可以看出苏轼从迷惘到豁达的心路历程。

　　坦然心境的呈现：“也无风雨也无晴”

　　贬居黄州期间是苏轼创作词多诗少的时期（王兆鹏、徐三桥《苏轼贬居黄州期间词多诗少探因》），作于黄州期间的《定风波·与客携壶上翠微》（1080）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1082），这两首词作都渗透着作者的人生哲理，其词如下：

　　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

　　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独沾衣。

　　（苏轼 《定风波·重阳》）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 《定风波》）

　　《定风波·重阳》词由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诗改编而来，其诗曰：“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可以看出《定风波》词调与七律还是有着紧密联系的，词人因为领悟到了“古往今来谁不老”的人生哲理，又何必像齐景公那样为生死所困扰而伤心落泪呢？苏轼在认识到人生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在生活中寻找人生的乐趣，词中表现为“酩酊但酬佳节了”，词人在这重阳佳节喝着美酒享受这眼前的自然景色，确实是一种比较现实和痛快的行为。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轼词作的名篇，此词是“一首内省精思、以小事寓哲理的地地道道的旷达词”（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从小序中可以看出作者相田至沙湖途中遇雨。上片前两句塑造出了作者不管外界的风雨声依然坦然前行的画面，第三句中的“马”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张伯伟先生曾指出，“马往往为高官所乘”，“在诗人眼中，蹇驴往往和骏马相对，它象征着在野与在朝、布衣与缙绅、贫困与富贵的对立”（张伯伟《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在这里词人写自己穿草鞋走路要比达官贵人骑马更快活，未尝没有流露出作者在黄州生活的逍遥自在。正如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下片最后三句词人从自然现象中体会到人生的哲思，作者安慰自己何必将一时的荣辱得失放在心上。正是经历了这样的彻悟，词人才显示出了一种坦然自适的心境，这种心境与罗大经所说的“大概于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鹤林玉露·忧乐》）有相似之处。

　　总而言之，《定风波》在苏轼的生命中意义非凡。主要表现在：其一，从某种程度上说，《定风波》反映了苏轼的心路历程。其二，《定风波》词调，可以看出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其三，《定风波》的题材，在苏轼的手中开始走向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男女相思和文人隐逸之外，苏轼可以用《定风波》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思，这是词学史上了不起的开拓。其四，《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是苏轼旷达词风的重要“标签”。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中说：“苏长公（苏轼）、黄涪翁（黄庭坚）、秦太虚（秦观）诸名辈，其拔俗遗世之作，大都得自蛮烟瘴雨中矣。”其中《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作于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而黄州时期正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低谷。苏轼成就了《定风波》，同时《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等名篇佳作也给苏轼带来了无限的荣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