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南亚诸国和相关地区，与中国西藏自治区不仅地缘上接近，而且，从文化和宗教角度来看，具有密切的人文和社会文化关系。”曾在尼泊尔国防部、商务部担任要职，并在1982年-1988年担任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的乌克雅伯（Tamla Ukyab）说。

　　在7月15日于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云上边会’：藏文化传承与宗教信仰”国际研讨会上，乌克雅伯对藏文化在从公元7世纪至今的漫长历史时段内的存在，以及波及的广阔区域的影响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理。

　　乌克雅伯说，南亚的藏文化区和广大的青藏高原地区，由于独特的生态系统和海拔，形成了高原文化区域。传统上，巴基斯坦部分地区、印度部分地区以及原锡金王国、尼泊尔、不丹和藏南（印度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等国家和地区构成了南亚的藏文化区。这些地区中，有的被称为“小西藏”或“香格里拉”。

　　并且，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所有藏族人大多信仰藏传佛教，少数笃信苯教。而苯教是在佛教传入中国西藏之前，产生于本土的宗教。

　　他们也承袭了中国西藏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僧侣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尊敬；《甘珠尔》《丹珠尔》及其它经典典籍受到普遍尊崇；经由神话故事或现实生活改编的戏剧，在南亚的藏文化地区普遍受到欢迎。

　　此外，他们都使用藏历庆祝主要的宗教和文化节日，都以从事贸易、畜牧、手工以及少量的农业为生。其中，贸易一直都是生活在南亚的藏族人重要的生计来源。主要是从南亚向中国西藏贩运大米等粮食、香料、糖、衣服、木器等，然后从中国西藏向南亚贩运盐、羊毛、毛织品、砖茶、农作物、马匹等。

　　乌克雅伯介绍，在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生活着约100万人，他们与中国的藏族在文化和血缘上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以自己是藏族人为傲。当地被外界称作“小西藏”。当地人使用的巴尔蒂语是汉藏语系的一个分支，与古代吐蕃语基本相同，保留了大量的藏语词汇，如许多山名、地名和牲畜的名称均有着浓厚的西藏传统。尽管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很多人仍在丧葬习俗中像佛教徒一样供奉油灯。

　　乌克雅伯说，在印度，土著藏族人主要分布在其北部六邦。但是，印度政府从平原大肆移民进入这些地区，迫使以藏族人为主的原住民转向高山和边远地区。更令人不安的是，印度军队还在拉达克、锡金、达旺等地加强部署，有时与当地稀少的人烟很不相称。成千上万宗教文化各异的军人驻扎在佛教村庄，导致了当地人恐惧感上升和社会连锁反应。

　　在印度喜马偕尔邦的拉胡尔-斯皮提和库鲁地区，在传统上也是藏族人聚居区。公元635年，中国著名高僧玄奘就曾到访库鲁峡谷，根据史料记载，他生动描写了当地公元前300年阿育王建设的佛塔及其他佛教寺庙、塔、刹和数千僧众。但是，近几百年来，该地区的印度教移民人口超过了土著藏族人，当地原住民藏族人被从相对富饶的土地驱赶到了高海拔的边缘地带。此外，印控拉达克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西藏的文化、民族、政治辐射范围。

　　北阿坎德邦同样属于藏文化区域，这里的情况与喜马偕尔邦类似：来自平原的移民大肆侵占了原住民藏族人的耕地。乌克雅伯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发生的整体性人口迁移，是一个受到印度当地政府鼓励的、被称为“梵语化（Sanskritization）”或“印度化（Hinduiz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鼓励非印度族裔人群通过效仿印度人的习俗、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印度种姓制度来提升社会地位。对于这些群体来说，可以通过这种效仿获得经济资源，进而获得社会政治权力与声誉。但这种效仿，可能会导致通过神话创造这些群体虚构的“印度祖先”。

　　乌克雅伯说，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那里的达旺地区。那里还有达旺寺，该寺是青藏高原之外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中国西藏各大宗本，包括错那地区负责人在英属印度时期仍在藏南（印度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地区征税，直到英国入侵中国西藏。后来印度非法占领了这块中国领土。

　　在谈及尼泊尔时，乌克雅伯说，从文化宗教角度看，尼泊尔是藏族人最重要的家园之一。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在藏族人心中地位尊崇的著名的三大佛塔，尼泊尔的蓝毗尼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也是藏族人朝圣地。据中国西藏史学家和西方学者的记述，7-9世纪吐蕃管理着尼泊尔。数世纪以来，尼泊尔最主要受中国西藏的影响而不是印度。据西藏史学家记载，尼泊尔李查维王朝时期的国王及王室随从曾在拉萨流亡长达16年之久。老国王在西藏去世后，他的长子纳兰多·德夫在西藏军队的帮助下，为父报仇击败敌人，将印度统治者赶回了印度。纳兰多·德夫和他的藏族王后于公元640年登基，成为李查维王朝第七世国王。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赤尊公主后，双方的文化交流多有互鉴。

　　乌克雅伯说，尼泊尔境内的民族可以追溯到松赞干布时期的西藏移民。例如，“达芒”和“古容”这两个民族，他们是蒙古人种，讲藏语方言，其名称也是从藏语衍生而来。

　　“达芒”被很多藏人和学者认为是藏语“骑兵部队”的意思，“古容”则完全是藏语“侍卫”的意思。其读音还保留了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地区方言的特色。这种方言被认为接近于古书面藏语。

　　因此，“达芒”和“古容”应该是公元7-9世纪吐蕃控制尼泊尔时期，驻守尼泊尔的吐蕃军队的名称。

　　在2008年前的240年中，尼泊尔由沙哈王朝的印度教君主统治。后来尼泊尔人民通过运动推翻国王，2008年5月28日宣布成立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乌克雅伯说，在过去，由于对印度教教徒而言牛是神兽，因此，印度教君主用严刑峻法限制尼泊尔原住藏族人吃牛肉。但对于世居高原的藏族人来说，牦牛肉和糌粑是他们的传统饮食。在喜马拉雅山北麓，尼泊尔以藏族人为主的地区，当地人一直抗拒印度教法律，维护自己的饮食权利。在2008年宣布成为共和国之后，尼泊尔成为了世俗国家，但仍有很多法律具有强烈的印度教色彩，仍需加以修订，以尊重尼泊尔原住民的人权。

　　此外，锡金原来一直都是独立的喜马拉雅山麓王国，直到印度1975年通过赤裸裸的政治欺骗将之吞并。

　　乌克雅伯认为，在南亚，基于宗教和社会信仰为基础的藏文化仍然保存完整，长期保持着坚韧性和丰富性，即便政治力量更迭，也依然不断自我调整，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其中，藏语是藏族人最重要的民族文化特征，比藏传佛教更能将藏族人和其他南亚人区分开来。他确信，南亚藏族人在历经数代人之后，也不会被迷信和幻想所愚弄。因为他们将会更有知识，通过保护传统和文化，他们将更有能力建立良性、强劲和道德的良知，并维护自身的特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认为，乌克雅伯对中国藏文化在南亚地区存在的状况和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清楚地描述了印度的扩张性政策对居住在南亚地区的藏族人和藏文化带来的挑战。要否定这些事实并不容易。

　　张云表示，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藏族和藏文化的发展形成过程体现着中国自古以来对西藏的管理情况。藏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藏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藏族是青藏高原上包括汉族在内的很多民族相互交流、融合而形成的。藏族文化也是在与青藏高原及青藏高原周边地区的民族，特别是与汉族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青藏高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互鉴的地区。

　　青藏高原一直是中国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繁衍生息的区域。早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的西汉时期，汉朝就设立了“护羌校尉”（驻在凉州令居县，即今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西海郡（今青海湖一带）来管理羌人部落。从元朝开始，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几百年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从外部角度来看，张云认为，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入侵南亚以及入侵中国西藏地方，是造成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是理解乌克雅伯所介绍的现状的关键所在。（中国西藏网 记者/ 欧帆 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