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真实的包拯不是黑脸，也没有月牙——可百姓还是喊了他一千年“青天”

　　“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这是北宋名臣包拯在《上殿札子》中劝谏宋仁宗执法刚正、赏罚公允的经典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从政杂谈》中谈到“为官之义”时曾援引此句并强调：“法度明，纪纲正，大治之势必成。事实证明，哪里的领导秉公办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那里的正气就上升，事情就好办。”

　　“包青天”三个字几乎是古代好官的代名词。

　　戏曲里的包青天，昼断人间善恶，夜判地府轮回，没有他破不了的案件、铡不了的奸邪。台上一声“开铡”，台下叫好声瞬间连成一片。

　　历史上真实的包拯，没有月牙胎记，没有三口铡刀，也没有铡过陈世美。他只是一个出生于庐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普通书香门第的读书人，而且直到39岁才真正入仕。

　　29岁时，包拯高中进士，可因父母年迈、需要奉养，他毅然辞官，在家尽孝。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丧期满，才在乡邻的劝勉下，踏入仕途。

　　十年不仕，以孝立德，为包拯后来的为官生涯奠定了清心自律、坚守道义的人格根基，正如他在明志之作《书端州郡斋壁》中写道：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这四句诗，贯穿了包拯做人为官的坦荡一生。

　　（一）明察秋毫、为民做主

　　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在守孝期满后出仕，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知县。正是在这里，他留下了广为流传的断案故事——“盗割牛舌案” 。

　　一天，有人来告状说自己家的牛被人割掉了舌头。按宋代律法，私宰耕牛是重罪，而牛舌被割，牛无法进食，必死无疑。包拯暗中让这个人回家把牛杀了卖肉，但不要声张，此人依言行事。

　　没过几天，果然有人来县衙告发：“有人私宰耕牛，请大人治罪。”包拯质问告发的人说：“你为什么割了他家的牛舌又来告发他呢？”那人脸色煞白，只得伏罪。

　　原来，来告发的人因与牛主有怨，便割舌害牛，诱牛主杀牛使其犯罪。包拯略施小计，便将此案破获。这是《宋史》记载的包拯第一桩精彩判例，也初步奠定了他“明察秋毫”的为官形象。

　　包拯在天长、端州（今属广东省肇庆市）等地辗转任职多年，因政绩卓著，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受命权知开封府（即暂代开封府最高长官）。

　　开封是北宋都城，皇亲国戚、权贵高官云集于此，素难治理。包拯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推倒一堵“墙”。

　　依循旧制，告状者不得直入大堂，诉状须先呈交门口小吏，此即“牌司”。名义上是规范流程，实则沦为索贿敛财的关卡。

　　包拯得知情况后，立即裁撤门牌司，敞开正门，让告状之人能直接到他面前陈情诉冤，“吏不敢欺”。

　　一扇门，堵的是民声；一道令，通的是民心。包拯打开的不仅是一扇有形的门，更冲破了百姓与官员之间无形的阻碍。能够全面直接地倾听百姓心声，也为他秉公执法、为民做主奠定了客观真实的基础。

　　（二）秉公执法，铁面无私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被授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负责规谏朝政得失，纠劾违法失职的官员，并可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

　　在此任职期间，包拯弹劾过宰相、参劾过皇亲、顶撞过皇帝，被当时人称为“包弹”，意为包拯弹劾官员，无所顾忌。这其中，要数“六弹张尧佐”最为惊心动魄。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因张贵妃备受宋仁宗宠爱，张尧佐也被委以重任，身兼淮康军节度使、宣徽使、景灵宫使等多个要职，宋仁宗还赐予他两个儿子进士出身。但在张尧佐履职期间，不仅使赋税征收变得困难，内库也因为他的借贷而烦扰，致使法制败坏。

　　包拯主管谏院后不久，便和几位同仁一起弹劾张尧佐。包拯连上五篇奏章弹劾张尧佐，并在御史中丞王举正支持下，单独面见宋仁宗。在向宋仁宗奏陈时，包拯据理力争，激动辩论，唾沫甚至溅到皇帝脸上。经过包拯六次弹劾，皇帝最终罢去张尧佐宣徽使、景灵宫使的职位。

　　包拯不仅能做到不畏权势，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至亲之人，他亦能秉公执法。

　　皇祐五年（1053年），正在经历丧子之痛的包拯，请求朝廷安排自己在家乡附近任职。朝廷体谅他的心情，先任命他知扬州，未到任随即改任庐州知州。

　　“家乡官难做”。一些亲戚故旧竟开始仗势欺人、横行霸道。有一次，包拯的一个堂舅欺压贫民，骗人钱财，被人告上官府。包拯不徇私情，毅然下令将堂舅缉拿归案，于公堂之上依法施以笞刑。自此，“亲旧皆屏息”，不敢再为所欲为。

　　《宋史·包公传》记载：包拯在朝堂上刚毅果决，皇亲贵戚们听到他的名字都心生畏惧，更不敢肆意妄为。就连小孩和妇女也都知道他的名声。京城里流传着一句话：“人情关系托不进去，因为有像阎罗王一样（铁面无私）的包拯。”

　　对外不畏权，对内不徇亲，对上敢直谏，对下敢任事。这正是“铁面无私”的真谛。

　　铁面，不是冷冰冰的面孔，而是不在权势面前低头；无私，不是没有感情，而是不因私情而枉法。

　　包拯在给宋仁宗上的《乞不用赃吏疏》中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要做“民之表”，用他自己的话说，“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绝不能让后世之人因他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政绩观，是将“子孙账”算在前头的为官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影视剧中多将包拯的肤色呈现为黑色，但从流传至今的画像来看，真实的他其实是一位白面书生。

　　包拯的脸之所以会变黑，其实是元明以来戏剧创作的产物。在戏曲脸谱中，黑色代表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将包拯塑造成黑脸形象，正是凸显其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刚毅品格。

　　（三）造福百姓，清廉守正

　　包拯为官一生，留下的不只是力谏、断案等“显绩”，他还做过很多贴近百姓日常的惠民实事。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任端州知州，在了解到当地百姓因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江水而频发疾病后，包拯亲自踏勘选址，在城内外开凿七口清泉。井水清冽甘甜，百姓从此喝上了干净水。这七口井被后人称为“包公井”，千年之后，肇庆百姓仍在传颂、感念包拯这一造福百姓的举措。

　　他还做了一件泽被后世的实事——治水排涝。端州地势低洼，每逢大雨便易出洪灾，致使农田尽毁、百姓流离失所。包拯率领民众开渠筑堤、疏浚河道，把水患化为水利。这项工程耗时费力、见效缓慢，既无立竿见影的政绩数字，也无值得夸耀的显赫功名。然而正是这道堤坝、这条水渠，守护了端州无数百姓的生计与安宁。此外，包拯还修建粮仓，以备饥荒，并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这是端州历史上第一所官办书院。

　　而在端州流传最广的佳话，当属包公“不持一砚归”的典故。端州的端砚天下闻名，一直是珍贵的朝廷贡品。庆历二年（1042年），包拯任满离开端州时，忽然发现随从私自带了一方端砚。包拯问明原委，原来是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悄悄托送的。包拯勃然大怒，果断将砚台掷入江中。后人为纪念包拯掷砚的品德，还专门修建了一座“掷砚亭”。

　　一方砚台无论轻重，在包拯心里，都是百姓的血汗，是官德的试金石。他守住了这方砚的分量，也就守住了为官者的底线。

　　包拯不仅严于律己，还在家训中告诫子孙：今后当官，若有贪污受贿等劣迹，一律不准放归老家，即便死后也不得葬于祖坟，不照我家训办事，便不是我的子孙。

　　他还交代儿子包珙，要将此家训勒石为碑，竖立于堂屋东壁，借以告诫后世。家训只有51字，却字字铿锵，殷殷可鉴。其背后的深意不仅对包氏子孙有所训诫，也对后世官吏有垂范之效。

　　时至今日，“包青天”三个字的分量依旧堪比千钧。包拯恪守一生的“公正”“无私”“清廉”等为官之道，通过一代代人用口碑传承至今。这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推崇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品格，更是为官者不可忘却的立身之本，不可逾越的为政之尺。

　　（作者简介：岳凤兰，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兼秘书长；杨波，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