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人生自古谁无死？可他也曾想好好活

　　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海风腥咸，波涛翻涌，元军船阵正向崖山逼近——决战将至，退无可退的南宋，已到了最后时刻。

　　元军阵中，一名俘虏被带到主将张弘范面前。

　　左右喝令：“跪！”

　　他不跪。

　　张弘范抬手止住左右，望着眼前这位被俘已久的南宋丞相，语气甚至带着几分温和：

　　“文丞相，劳烦写一封信，劝张世杰降了吧。”

　　自潮阳出发以来，或逼或劝，这个人却始终不肯低头。

　　文天祥知道，前方崖山海面上，张世杰正率领着南宋残存的军民苦苦支撑。劝降信一旦落笔，他将亲手放倒南宋最后一面旗帜。

　　许久，他终于开口：

　　“我不能保护自己的父母，反而教别人背叛父母，怎么可以？”

　　张弘范仍不肯罢休。文天祥无奈，只递给了他一首诗。末尾两句，后世几乎无人不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真的把自己留在了汗青之上。

　　然而，人们往往记住了他的赴死，却忘了，他并非一开始就决意求死。他挣扎过，也犹豫过。江山未尽时、逃亡九死一生时，甚至南宋覆灭之后，他都努力地想要活下去——只为能再多做一点。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临终前的自问，他已用一生作答。而后来的人，还在答着。

　　（一）虽千万人，吾往矣

　　文天祥，本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

　　1256年，临安集英殿内殿试，20岁的文天祥洋洋洒洒写下万余字策论，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考官王应麟亦称赞其文章“忠心肝胆好似铁石”。

　　不曾想，这副铁石忠胆，却要在山河破碎中接受检验。

　　1234年，南宋与蒙古联手灭金；仅一年后，双方即兵戎相见。1253年，蒙古攻灭大理，撬开西南通道，对南宋形成首尾夹击之势，南宋赖以立国的长江防线再难作为屏障。

　　1274年，元军大举南下，攻破鄂州，继而顺江东进。次年，常州、平江等地接连失守。危在旦夕之际，宋恭帝诏令天下勤王，各地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时任赣州（今江西省赣州市境内）知州的文天祥捧诏痛哭，散尽家财，招募义军万人。朋友劝他：你以一万多临时召集的士卒迎战元军精锐，无异于驱赶羊群同猛虎搏斗啊！

　　文天祥说：“吾亦知其然也。”

　　他当然知道。可他难以接受的是，国家养士三百余年，如今有难，天下竟“无一人一骑入关”。所以，即便不自量力，他也要站出来，希望以一己之身唤天下忠义奋起。

　　1276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此时的南宋已是“战、守、迁皆不及施”，满朝上下束手无策。文天祥受命前往元营谈判，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或许能以言辞挽回危局，即便不能，也可窥探敌情，再图后举。

　　然而，真正令他绝望的，不是敌人的强大。

　　当他在元营据理力争时，南宋官员吕师孟却从旁构陷，随行的贾余庆更是极尽献媚。元朝丞相伯颜大怒，扣留了文天祥。

　　《指南录后序》里，他写下：“国事遂不可收拾。”七个字里，有谈判失败的痛楚，更有亲眼目睹人心先于江山崩塌的悲凉。

　　随后，他被押北上，行至镇江冒险逃脱；赶往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境内），却被宋军怀疑已经降元而逐出城外。

　　后有敌兵穷追不舍，前方有国难投。文天祥只能改名换姓，昼伏夜行，最终乘一小舟冒险入海。《指南录后序》中，他一连写下十几个“死”字，每一次，都只差一步：

　　痛骂元军统帅会死；

　　辱骂叛国贼会死；

　　与元军头目争论多了会死；

　　逃亡中几度欲自刎而死；

　　遇巡逻船搜索，几乎淹死；

　　被逐出真州城外，几乎彷徨而死；

　　夜奔高邮，迷失道路，几乎陷没而死；

　　天亮时在竹林中躲避哨兵，几乎无处可逃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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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挣扎着活下去，远比从容赴死更为沉重——南宋尚存，“将以有为也”，他还不能死。

　　回到南方后，文天祥重新招集旧部，转战闽、赣、粤，一度收复州县。直到1278年12月，兵败五坡岭（今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境内）。

　　那实在不是一个英雄式的落幕。连日奔波的文天祥与将士们刚坐下吃饭，没吃两口，元军轻骑突然冲来。措手不及中，文天祥被追抓。他匆忙吞下早早备好的龙脑求死，却只落得头昏腹泻。

　　既然自杀未果，那便继续活着，或许还有逃跑的机会呢？只是命运这次，没给他这个机会。

　　之后，文天祥以俘虏的身份，被押往南宋最后的战场。

　　（二）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五坡岭被俘后，文天祥被押到潮阳（今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当时，元军主将张弘范正在为进攻崖山作最后准备，遂带上文天祥同行。

　　张弘范的意思很明了，他要从精神上摧毁文天祥：既然不肯降，便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君、你的国如何走向灭亡；而你，什么也做不了。

　　1279年农历二月初六，元军对崖山的宋军发起总攻。张世杰意外地没有坚守崖门，反令战船一字排开，连环锁海。炮火如雷，箭飞如雨，元军很快攻破外围船阵，直扑中军。

　　宋军战船或毁或沉。眼见大势已去，陆秀夫背起年仅八岁的幼帝赵昺投海殉国，随行十多万军民见状相继赴海。史载，战后海上浮尸数万，惨烈如斯。

　　文天祥就在不远处的元军船上，目睹这一切，悲痛欲绝。期间他试图跳海，但被元军阻止。他挥泪作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其中写道：“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战后，元军大摆宴席庆祝胜利。张弘范再次劝降，并给了文天祥一个“体面”的退路：大宋已亡，你作为臣子尽忠至此，可以问心无愧了；若能效忠元朝，仍不失宰相之位。

　　这套说辞不可谓不诱人。然而文天祥听后，流着眼泪回答说：“国家灭亡了，我却不能挽救，作为臣子简直死有余辜，哪里还敢为偷生而事二主呢？”

　　张弘范深为动容，不再劝降。忽必烈得知亦感慨，下令将文天祥押往大都（今北京）。

　　北上之路从广州出发，经英德、韶州，越过大庾岭，进入南安军。文天祥一路写诗，一路与故国告别：“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

　　到了南安，他开始实施筹谋已久的绝食自杀计划。他算过，从现在开始绝食七八天后，客船正好进入赣江，抵达故乡吉州（今江西吉安）。如果要死，他希望可以死在故乡那温暖湿润的红土上。

　　可是，就连死也由不得他了。元军察觉后，用削尖的竹筒强行给他灌下流食，弄得他口舌皆伤，只好作罢。

　　船驶过吉州，最后一个愿望也落了空。文天祥反而有些释然：既然不能死在故乡，那死在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也没什么分别了。

　　此后，船过隆兴（今江西南昌），抵达金陵（今江苏南京）。江南，被一点点留在身后；故乡，成了永别。他写下：“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再往北，乡音渐远，风雪愈深，他的死志也更加坚定。沿途所闻那些忠节烈士的故事，无论男女贵贱，皆成为他精神上的知音，让他感到温暖。

　　祥兴二年（1279年）十月，文天祥终于抵达大都。迎接他的，是高墙深狱，也是一场更加漫长、孤独的战争。

　　（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从43岁到47岁，文天祥的最后岁月，是在大都的狱中度过的。

　　高官厚禄的许诺、故国旧臣的劝诱、妻女被囚的消息——劝降接连不断，甚至连已降元的宋恭帝也来到牢房。可还没开口说话，文天祥已经口称“陛下”，哭拜于地，乞求回驾，宋恭帝只好尴尬离去。

　　文天祥并非执意求死。他曾坦言，若能以道士身份归乡，尚可接受；但要他出仕元朝，绝无可能——

　　人，不能以否定自己的一生为代价活下去。

　　至元十八年（1281年），文天祥已经在狱中熬过两年。面对牢房里雨水、腐土、烈日、炉火、霉米、汗臭与污秽交织的七种恶气，他挥笔写下《正气歌》，历数齐太史、张良、苏武等历代忠烈，坚信“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肉体可以被囚禁，但天地正气不可锁压。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八，元世祖忽必烈最后一次召见他，问有何愿望。文天祥答：“愿赐之一死，足矣。”

　　次日，文天祥被押赴柴市。临刑前，他神色从容，只问一句：“南方何在？”随后整理衣冠，向南跪拜，对刽子手说道：“吾事毕矣。”

　　没有悲号，没有壮语。他曾起兵勤王，辗转万里，九死一生；曾试图挽救故国，却眼看山河沉没；又在幽暗牢狱中熬过一千多个日夜。如今走到生命尽头，他终于可以确认：该做的，已经做完了。

　　数日后，妻子欧阳氏前来收殓，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段绝笔：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他只说从今以后，或许可以无愧——这，就是他的答案。

　　南宋不在，孤臣已亡，而他对后世的影响，自此开始。

　　文天祥死后，连元人主持修撰的《宋史》也不得不赞叹他“从容伏质，就死如归”。

　　明清之际，史可法死守扬州不降，城破后宁死不屈。后人称颂他：“浩然留正气，千古配文山。”史可法的决绝里，有文天祥的影子。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留下，愿作变法流血的第一人。他曾收藏文天祥遗物“蕉雨琴”，并以文天祥气节自勉。狱中，他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气歌》《过零丁洋》等被印成传单、谱成战歌、题为话剧，在前线战壕与大后方广为传唱，激荡着无数中华儿女的热血。

　　北平沦陷后，学者陈垣在辅仁大学全校大会上援引文天祥事迹，叮嘱师生“身陷虏区，尤当效法文信国”。此时的文天祥，已超越南宋忠臣的身份，成为唤醒民族意识、捍卫家国的精神火炬。

　　20世纪末，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小说曾出现“崖山之后无中国”一语。然而，崖山沦亡的仅是一个王朝，而非中华民族。文天祥与他的《正气歌》所昭示的，正是那充溢天地、历万难而不灭的民族正气。

　　今天，我们已不必再面对亡国之危。但文天祥留下的答案，并未过时：即使身处彻底的失败之中，人仍可以选择，自己最终成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