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天变不足畏”！最“拗”改革家的为政风骨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指出：“北宋政治家王安石，27岁担任浙江鄞县知县，任职3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为以后革新变法打下了基础。”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垂拱殿上，21岁的宋神宗坐立不安。

　　登基两年来，宋神宗每天都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国库空了，军饷发不出，边关告急的折子堆成山。满朝大臣，谁也拿不出像样的解决方案。

　　直到王安石出现了。

　　二月，一道诏令震动朝野，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亦称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帷幕。

　　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北宋带来了巨大影响，也让王安石陷入争议之中，身披褒贬两重天的后世之名。有人赞他是“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也有人骂他是北宋覆亡的“祸首”。那么，身处疾风骤雨之中的王安石，为何执意要在层层阻力中推行变法？

　　这一切，还得从他为官的初心说起。

　　（一）务实为民：年轻县令积极走基层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授任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他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远赴民生凋敝的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出任知县。

　　一到鄞县，他便一头扎进基层，历时十二天走遍鄞县东西十四乡，询问疾苦，劝导乡民，并将所见所闻写成《鄞县经游记》。

　　虽叫“游记”，实则是“工作日记”，文中很少描摹自然风光，全是“某日，至某地，见某情”的实录。字里行间，一位用脚步丈量民意的青年实干家形象扑面而来。

　　实地考察后，王安石就开始制定治理举措。针对当地常年肆虐的水旱灾害，王安石率百姓兴修水利、整治湖塘，重点整治了荒废已久的东钱湖，有效解除了沿湖七乡的水旱之患。自此，当地“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为斩断地方豪强的高利贷盘剥，他试行“贷谷与民”之法：在春季青黄不接、百姓缺粮时，官府把官仓存粮以低息贷给农户，等秋收后再还本息，灾年还能延期。这一举措，既让百姓免遭重利盘剥，又盘活了官仓陈粮，实现了官民两利。而这正是后来熙宁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

　　短短三年，昔日破败贫瘠的鄞县焕然一新、民生安乐，史载“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为感念王安石的为民之心，百姓自发为他建祠纪念。时至今日，东钱湖畔仍留存多座庙宇，香火不断，无声诉说着这位年轻县令的实干功绩。

　　皇祐二年（1050年），30岁的王安石任满离开鄞县，路过杭州飞来峰，写下千古名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并非文人墨客的寻常写景，而是一位积攒了基层实干经验的改革者，向时代发出的政治宣言。正是因为他数年踏遍乡土泥泞、洞悉民间疾苦，所以才能穿透朝堂浮云，看清宋朝的症结所在。

　　这份“不畏浮云”的胸襟与定力，也成为了王安石推行变法的精神底色。

　　（二）锐意破局：一心为国的改革试炼

　　王安石离开鄞县后，被派到舒州（今安徽潜山）担任通判，此后又历任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职。期间，他也曾一度调回京城，担任群牧司判官。

　　多年的基层治理实践，让王安石更清晰地看清了北宋的深层积弊：冗官、冗兵、冗费三弊缠身，豪强兼并土地、偷税漏税，百姓不堪重负。整个王朝，就像一台积灰生锈的机器，表面虽仍在运转，实则早已步履维艰。

　　朝堂之上的高官们并非看不到弊病、听不到民苦，只是人人安于现状、畏于变革。唯有王安石，甘愿做那个“不识时务”的破局者。

　　嘉祐四年（1059年），满怀救国赤诚的王安石，向宋仁宗呈上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剖析积弊，提出革新方案。可惜，晚年的宋仁宗安于守成，这篇奏疏未被采纳。

　　纵然壮志难酬，王安石济世革新的初心从未动摇。此后十年，他辗转多地任职，在治理一方的同时，静待改革时机。

　　治平四年（1067年），年轻力盛、一心渴望富国强兵的宋神宗即位，王安石等来了他的伯乐。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命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变法正式启动；次年拜相，全权主导新政。

　　此时的王安石满心皆是除旧布新的豪情，并在新年之际写下了那首充满革新气象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随后数年，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十余项新法接连推出，覆盖了民生、财政、商贸、军事等诸多领域，以去除王朝顽疾。

　　其中，市易法堪称中国古代的“宏观经济调控”。官府在市面上物价低时平价收购滞销货物，在市场紧缺、物价飞涨时再低价抛售，打破了富商大贾垄断市场、操控物价的局面，既稳物价、惠民生，又充盈国库。

　　保甲法则是一项寓兵于农的基层治理创举。它将乡村民户按严密的保甲体系组织起来，农闲练兵，平时轮值守夜、联户互保，兼具治安与储备兵源双重功能，缓解了北宋长期面临的治安压力与军备困境。

　　新法利国利民，却也触动了权贵豪强的利益：青苗法斩断了富户的高利贷财路，市易法冲击了富商垄断暴利，方田均税法清查隐匿田产、打击了权贵偷税漏税……

　　一时间，既得利益集团集体反扑，诋毁、弹劾、非议铺天盖地而来。

　　（三）孤勇独行：不畏天地，力行变法的“拗相公”

　　变法之路荆棘丛生。昔日挚友司马光连写三封长信，痛斥新政“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指责王安石搅乱天下秩序、招致民怨。

　　面对老友的指责，王安石提笔写下《答司马谏议书》，字字铿锵：

　　“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意思是说，“若要我坐视不理、墨守成规，绝无可能”。

　　王安石深知改革会得罪很多人，但他坚持“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的政治风骨——不因为有人怨恨就改变计划，只要合乎道义，便绝不后悔。

　　一些守旧派理屈词穷，便借天命异象造谣抹黑。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流民遍野。时任监开封府安上门的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奏称新法不善导致天旱。画中惨状深深刺痛了宋神宗，使他心生动摇。

　　面对天灾肆虐、君王疑虑与朝野非议，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绝境之中，他依然秉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不惧天象警示、不拘老旧祖制、不理流言蜚语，以一身孤勇对抗整个时代。

　　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再度召王安石回京拜相。途经瓜洲，春色满目，这位历经沉浮、怀揣复杂心境的老人，已不复当年豪情。万千思绪中，他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一个“绿”字，写尽山河生机，一个“还”字，道尽宦海沉浮后对归隐的向往。革新之路的孤独与煎熬、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尽在其中。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宋神宗病逝后，司马光拜相，新法尽废。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江宁，享年六十六岁。

　　新法前后推行了十余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国库日益充盈，缓解了长期财政空虚；全国大规模兴修水利，农业产能大幅提升；军队整肃，熙河大捷拓地两千里，一度巩固了西北边防。此外，这场变法在赋税改革、农田水利、民生保障等领域积累的经验教训，为后世历代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借鉴。

　　但受时代局限与执行偏差影响，这场变法终留遗憾。新政推行过急过猛，加之用人不善，部分地方官吏借机曲解政令、盘剥百姓，惠民之策在执行中变了味；主张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之间的党争愈演愈烈，朝堂陷入长期内耗，为北宋后期政局动荡埋下隐患。

　　晚年退居金陵后，王安石品读唐人张籍的诗集，写下“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感慨。这两句诗，何尝不是他自己改革生涯的写照？世人只见变法轰轰烈烈的声势，唯有他自己清楚，每一项革新的推进，都是踏着荆棘负重前行。

　　回望王安石的一生，争议不绝，却始终掩盖不了他心怀天下、敢为人先的为官初心。从鄞县试验到举国变法，这位世人眼中的“拗相公”，用一生坚守叩问着每一位为政者：为官一任，究竟该为百姓、为时代留下些什么？

　　王安石所留下的，不只是一场变法，更是一种锐意革新、敢破敢立的为政风骨。真正的政绩，不是守着旧摊子、当个“太平官”，而是敢于触碰真问题、啃下硬骨头。无论身居何位，都应心系百姓、勇挑重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干出“功成必定有我”的实绩。

　　（作者简介：孙梦婵，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