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有一幕让人很难忘记。
师徒四人远眺山中楼台高耸,房舍清幽,唐僧便要前去。悟空横棒拦住,道:“龙生九种,内有一种名‘蜃’,蜃气放出,便如楼阁浅池……那怕你上万论千,尽被他一气吞之。”
这可不只是小说演绎。历史上玄奘西行,真的撞见了这般情景。
那个地方叫莫贺延碛。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俗称——流沙河。
八百里戈壁,八百里死寂。飞鸟绝迹,走兽遁形。风是烫的,沙是哑的,水囊却空空如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录了那个夜晚。干渴,疲惫,意识漂浮。玄奘恍惚间看见“妖魑举火,烂若繁星”,分不清是妖魅,还是将死的幻觉。
他身边没有悟空,没有八戒,没有沙僧。他不肯闭眼,对自己说:再走一步,就一步。
就是这一步,走过流沙,走过时间,走到我们此刻翻开的这一页。
(一)出关
贞观元年(627年),25岁的玄奘在大庄严寺讲经说法。
那是中国古代极盛之世,士人谈玄,僧侣辩经,整个时代都在吞吐接纳一切新的事物。
此时距东汉白马驮经、佛教正式传入中原,已过去了五百多年。
五百多年,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流淌渗透、生根发芽,也长出了参差不齐的枝杈。
问题出在语言上。
佛教初入中土时,第一批译经的僧人来自西域,梵文转西域诸国语,再转汉文。后来中国士大夫各自翻译、各自理解,有人从老庄处解说,有人照梵文直译,有人用儒家概念比附。五百多年,竟生出诸多宗派,各执一词。
玄奘奔走各派之间,甲师如此解,乙师如彼说,全不相同。他合上书,久久不语——纸上求不来真义了。那就去源头,去天竺,把原典带回来。
《西游记》里,唐僧被唐太宗称为“御弟”,手持通关文牒,一路盖印,各国礼遇。但真实的玄奘,是一个“偷渡客”,不仅没有文牒,还被朝廷通缉。
彼时唐朝立国不久,西北边境突厥虎视眈眈。朝廷严令禁止百姓出境。玄奘多次上表请求西行,均被驳回。
他不死心。
一边学习梵语,一边等待时机。日间讲经,夜学梵文,灯油耗尽一盏又一盏。
贞观三年(630年),长安饥荒。朝廷下诏百姓可自行外出谋生。
城门一开,饥民如潮水般涌出。玄奘换下僧袍,裹上粗布衣裳,混在人群之中,离开长安。
不久后凉州都督接到线报:玄奘私闯边境。通缉令随即下达。
玄奘抵达瓜州(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时,通缉令与画影图形已经先到。
州吏李昌展开通缉令,画像上的眉眼,和眼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僧人一模一样。
他看了很久。
然后把通缉令撕碎,抬头,只说了一句:师父,走吧。
玄奘深深一揖,转身出城。
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吏,为一个僧人的执着让了路。
多年后读史至此,总忍不住想——李昌撕碎的是通缉令,还是自己仕途的前程?没人知道。史书上只留了他的名字,连结局都没有。
他也许至死都不知道,一念之间放走的那个僧人,带回了一个时代。
只要敢担当,哪怕是小人物,也同样能创造历史。
(二)渡沙
“偷渡”成功,只是这场万里苦行的第一步。
玄奘的终点是印度那烂陀寺,若取直线,不过两千公里。但喜马拉雅山横亘其间,凡人断难飞渡。他选了另一条路——出河西,穿西域,到货利习弥伽国(今阿富汗)再折向东南。全程一万三千八百公里。
这一路,恶水穷山,盗匪流沙,哪一样不比小说里的九九八十一难更艰险?
在瓜州,玄奘收了一个胡人弟子,叫石磐陀,即孙悟空的原型。
徒弟带来一匹瘦小的枣红马,没白龙马神骏,但老马识途。
过了玉门关,石磐陀动摇了。偷越边关是死罪,他有家,有老小。
夜晚,两人铺开褥垫休息,相距不远。
石磐陀手提腰刀,蹑手蹑脚,朝玄奘走来。近了,又停住。转身,又躺下。月光下,那把刀时明时暗。
玄奘没睡。
那一夜,石磐陀在佛前的誓言和腰间的刀之间来回撕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虔诚的弟子,还是畏罪的凡夫。
天亮,石磐陀请求东返。玄奘点头。他明白昨夜的一切,也明白他的挣扎。
石磐陀走了。只剩那匹枣红老马,陪玄奘继续西行。
再往前,就是文章开头的八百里流沙河。
玄奘走在戈壁深处,手一滑,水囊坠地。
他低头盯着那只空囊,很久。然后回头望向来路——往东,四百里,有烽火台,有水,有活路。他只能回返。
走了十多里,忽然停住。
自己发过的誓言犹在耳: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向东土半步生。今何故来?
于是他转身,朝西。从此再没有回头。
五天四夜,滴水未进,他双膝一软,栽进了沙里。
醒过来是深夜。凉风抽在脸上,他听见老马在嘶鸣,不远处,它正低头刨着一丛野草,草根下渗出一汪清泉。玄奘趴过去,把整张脸埋进了水里,喝到呛出声来。
流沙河没有路。放眼望去,除了沙,还是沙。唯一的地标,是散落的白骨——骆驼的,马的,人的。
有时戈壁又会浮起幻影,“有军众数百队,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他朝那些影子喊了一声,没有回应。风一过,全散了。
八百里流沙。他就这么一步一步,走出来了。
此后的路,没有一天是安生的。
他被西域高昌国王扣留过,靠绝食得以继续西行。
他被盗匪洗劫一空过,身上只剩那件破袈裟。
他翻越帕米尔高原时,起了两个惊悚又带点幽默的地名:大头痛和小头痛。玄奘不知道这叫高原反应,只是头痛欲裂。
……
贞观五年(公元632年),他抵达那烂陀寺。五百多年的期盼,一万三千八百公里的跋涉,终于到了。
寺门大开,数百僧人列队相迎。经幡翻卷,梵呗如潮。玄奘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钻研佛经。五年后,他离开那烂陀寺,开始游历整个印度次大陆。再后来,他在曲女城大会上因辩经大获全胜而名震五天竺。
至此,玄奘的旅程才走完一半——他终于要回家了。
(三)归唐
贞观十九年(645年),历经十七个寒暑。玄奘回到长安,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梵文佛经,一百五十粒佛舍利,七尊佛像。
他口述,弟子执笔,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记国家,记城邦,记山川走向,记里程远近,也记那些奇异的传说和远方的信仰。
此后的人生,玄奘全部在翻译佛经。晨钟响,他开始译;暮鼓敲,他还在译。几百卷佛经,一个字一个字,从梵文变成汉语。
译到最后几年,他老得很快。手开始抖,眼睛看不清细字,靠弟子念给他听。有一天,他跌倒在水沟里,伤了胫骨,再也没能站起来。
鲁迅先生曾这么描述中国的脊梁:“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苦干、硬干、为民请命的人,历史上数不清。但“舍身求法”这四个字,人们第一个想起的便是玄奘。
一个慈悲的僧人,把生命落到了一个最刚强的词语上。
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探险家。张骞凿空西域、班超投笔从戎、郑和七下西洋。他们为的是使命,为的是功业。
但玄奘的心愿更宏大,为的是普度众生。
鲁迅不是佛教徒,但当他写下“舍身求法”这四个字时,还是被这个僧人的宏愿折服了。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不就是因为每一代都有这样的人吗?他们把“我”字拆开,摊平,铺成一条路,让后来的人踩过去。玄奘身后,那些思想家、革命家、每一个为他人而舍己的人,都是如此。
抛开玄奘,我们再来说说佛教。
佛教在古印度,其实并没有兴盛太久。
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几乎统一了整个南亚次大陆。他杀人无数,后来皈依佛门。佛经中那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的就是他。
阿育王之后,佛教在印度逐渐式微。直至公元八九世纪,僧侣流散,寺庙荒废,经文散佚。十三世纪,那烂陀寺甚至被一把火烧毁。
但玄奘带回来的那六百五十七部,译成了汉文,刻进了中国文化里。
这当然不只是玄奘一个人的功劳,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性——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化得开。
唐代尊道教为国教。此外佛教、祆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中国广泛传布。
尤其是佛教,在唐代玄奘取经之后,逐渐与儒道两家融合一体,再也不是“外来”文化。此后的一千三百年,它化作了王维的空山,化作了朱熹的格物,化作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化作唐诗里的山光潭影,化作宋词中的人生如梦。它影响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看待生死的态度。
译经十九年,灯枯人亦老。玄奘不慎摔伤了胫骨,病势沉重。弟子问他:“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院否(大师肯定要去往生弥勒内院了吗)?”玄奘闭目回答:“得生(肯定去)。”
得生,是玄奘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两个字。干脆,笃定,没有犹豫。
再看看《大唐西域记》中,玄奘那些艰苦卓绝、笃定西行的日子,发现真的很像其中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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