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大的民生指标”——就业在今年迎来了一场小考，可是政府不必担心，因为截至2019年年底，“十三五”的预定目标——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已经超额完成。

　　在过去的4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1300万人，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数字背后是一个大国对抗经济下行的努力。

　　“就业优先”，这一在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出现的表述，已成为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依据。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梳理了“十三五”期间政府在就业领域的工作，感慨大国之治的不易：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保障，二字的背后是预期、是人民的获得感。

　　就业优先

　　“十三五”时期，就业被摆上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2017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总理说：“‘十三五’这么多规划，为什么今天专门讨论促进就业的规划？因为对中国来说，就业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也是‘最大的民生’！”

　　《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以下目标：就业规模稳步扩大，就业质量进一步提升；创业环境显著改善，带动就业能力持续增强；人力资源结构不断优化，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明显提高。

　　这在数字上则体现为：“十三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约1.7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55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比重达到32%……

　　最新数据显示，《规划》已经变成了现实。于洪说，这是巨大的成就。“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稳中有变，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结构性调整期，“调整期各行业领域都会面临阵痛，就业还能达成这样的指标殊为不易。”

　　尤其是2020年，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持续，上半年，我国GDP同比下降1.6%，而与GDP息息相关的就业指标却展现出了它的韧性——1-8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

　　这是极不寻常的。据相关测算，目前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产生约200万个就业岗位。2020年，两个指标却背离了这一规律。

　　“一方面是因为传导的速度不一致，另一方面也真正体现了‘就业优先’的安排。”于洪认为，这是各地保就业、稳就业的结果，“就业政策的传导非常直接，疫情发生后，很明显能看到政府在就业问题上给予了各个层面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过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主要还是看经济增长速度等，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的扩大有一个系数关系。随着我们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弹性系数也发生了变化。“与其间接地寻求就业目标，还不如直截了当把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实施的依据。”

　　于洪说，经济负重更要拉紧就业马车，因为就业是能突出感受到的问题。“在大家都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显然要着力去解决这个能最明显感知的问题，这才能保住人民的获得感。”

　　这是饭碗的问题

　　就业关系到“饭碗”，关系到一个个家庭的生计。站在“十三五”的收官和“十四五”开局的节点上，促进就业高质量发展成了大家的共识。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

　　就业的结构性压力已经越来越明显，如何改善就业环境、促进就业，已成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蔡昉觉得，要促进就业，“织紧社会保障网，实现社会政策托底”十分关键，这被他评价为“既可以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未雨绸缪之举”。

　　“这个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短板需要加快补齐，最紧迫的莫过于加大政策实施力度，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户籍身份之间和就业性质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而且，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提高社会政策托底水平，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