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疫情防控，一边是复工复产，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少了哪一方都不行，只有找到平衡点才不会顾此失彼。

　　加：防控软硬件在加码升级

　　6月初，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新的发热门诊开始施工了。这家医院曾是淮北市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主战场，对感染科病区、发热门诊等进行改造后，专门收治淮北市区域内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感染性疾病科所在的位置是独立的一栋楼，有一些基础，所以改造起来比较容易，差不多用了3天。”不过，该院副院长任千里也坦言，考虑到疫情常态化，尽管改造了发热门诊，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空间比较狭小。因此，医院决定新建发热门诊。新的发热门诊增加观察病房，原来300平方米的旧发热门诊将成为升级版实验室，以尽可能满足实验室的设置要求。

　　疫情防控期间，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也添置了不少装备。“国家层面鼓励公立医院有条件地开展核酸检测，因此医院迅速购置了集装箱，附加装置，实现了核酸检测院内完成。为了做好应急准备，医院还搭建了一个外形像集装箱，内部拥有负压病房、心电监护和抢救设备的特别诊疗区。”该院院长秦环龙说，对于核酸检测，目前的压力主要是如何科学界定哪些人需要核酸检测，确保安全复工复产。

　　为给医院复工复产保驾护航，广东省2月底发布医疗机构恢复日常诊疗服务防控新冠肺炎工作指引，提出了不少新要求。比如，成立一个防控专项工作组，建立一支感控督导员队伍等。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刘冠贤还有一个希望，即增设感控专业职称系列。一项对广东省833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3145名院感防控专职人员的调查显示，目前感控专业没有单独的职称晋升通道，感控专职人员在科研、进修、培训等方面处于劣势，因此79.47%的医疗机构认为有必要单独设置感控专科的职称晋升通道。

　　除了硬件、装备、人员上的增加外，医院管理者们还在思想上强化了公共卫生的理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医卫界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大多涉及公共卫生、疾控体系建设。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的建议之一，就是构建平战结合的医疗救治体系。

　　他说，除了国家层面要完善各级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传染病医院的区域布局，规划床位规模和院前急救系统外，也要强化医院感染控制，可以考虑将二级以上医院感染病诊治、微生物病原体检测、院感控制结合起来，搭建“三位一体”的大感染学科。

　　减：线下减量催促线上增效

　　复工复产初期，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接诊了不少被疫情耽误的患者。秦环龙记得，一位患者送到医院时已经休克了，在这之前已经有发烧症状，但不敢来医院。还有一些肿瘤患者、胃穿孔患者、孕妇合并发烧的疑似患者，就诊过程非常曲折。

　　不想就诊，不代表不生病。“互联网+医疗健康”在疫情期间成了满足患者就医需求的最短路径，除开设新冠肺炎线上专家咨询问诊外，各医疗机构纷纷布局线上诊疗和互联网服务。

　　5月底，一则北京协和医院开启“线上诊疗”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作为国内顶尖医疗机构，该院的这一举动无疑带有风向标意义。据了解，北京协和医院推出的线上诊疗能覆盖患者复诊的主要流程，支持在院病历调阅、在线问诊、检查检验开具、处方开具、电子病历书写等功能，后续还将实现点对点药物配送服务。

　　其实，在疫情紧张时期，北京协和医院的门诊就做了服务结构方面的调整。该院门诊部主任胡冰水说，以前只开展线下诊疗，后来提供“三位一体”服务：线下门诊、电话热线服务和线上健康咨询。截至3月2日，内外科、妇儿、五官科、心理医学科等40多个专业科室线上咨询全部上线。在胡冰水看来，“三位一体”模式有可能成为未来医院门诊服务的一种选择。电话咨询、线上医疗服务、线下问诊有机结合，共同构建一个连续诊疗的完整服务链条。

　　在减少线下聚集时间的情况下，除了患者需求要满足，医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也很迫切。5月26日晚7时，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各级医生、临床博士后、在培住院医师、在读研究生50余人共同加入了一场线上临床病理讨论会。而早在今年1月底，远程视频会议模式就开始在北京协和医院应用。在4月的医院院周会上，该院再次强调在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鼓励通过远程会诊、网络视频会议等形式开展临床和学术交流活动，以减少人员聚集和防止交叉感染。

　　新常态带来新挑战

　　无论是增加服务环节，还是减少可能会带来风险的因素，其实都是为了能够更好、更安全地复工复产。有时“加”恰恰是为了“减”，而“减”有时却又是“加”。不管如何，加加减减后，必然会带来一场医疗服务模式的迭代升级。

　　有人说，患者数量减少，是医院最头疼的事情。其实不然。记者在一家三甲医院门诊随机询问了一位医生，他说，现在一上午30名患者，感觉很舒服，自己精力正好，患者得到的沟通时长也相对合适。“以前一上午要看七八十名患者，真的力不从心。”

　　经历疫情，不少专家建议借机加速对大型公立医院的患者进行合理分级。北大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说，建议政府对医院门诊施行预警机制，对医院服务进行总量控制，强力推动双向转诊和预约诊疗模式；对医院内诊疗流程进行再造，尽量减少人员交叉，加快互联网医院建设，改变医疗服务模式，采用多种综合措施与手段彻底转变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态。

　　采访发现，对很多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而言，他们担忧的并不完全是就医患者数量减少、业务收入减少，更多的是病人结构变化带来的各种不确定，以及不能及时满足患者新需求而产生的内在焦虑。

　　“疫情让病人的紧迫感下降，可能很多病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到医院就诊。如此一来，病人结构发生了变化。比如，肿瘤等刚需病人比较多，而某些慢性病病人和一些炎症性疾病的病人可能会减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刘争说，这种变化从国家层面来讲可能会加速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地，但是短期内对大型三级公立医院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刘争解释，患者结构变化后，危重、肿瘤患者比例增加，对学科结构、医务人员技术水平要求提升。但是医院收入下降，会导致对学科、人才培养投入下降，设备更新延缓，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调动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同时，对于大型公立医院来讲，在现阶段还面临如何补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疗短板的难题。“这些都值得思考，也需要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