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名家讲故事】

　　平生从事戏剧创作，只上过一次真正的舞台，那竟然是北京人艺首都剧场的舞台。

　　话要从头说起。1984年，我毕业后进入人艺，在剧本组做编剧。我第一个剧本的动意，来自1977年香港的记忆。1977年暑假，我来到久别的香港。我还是个小孩时就住在这里，一别十年，香港和我童年时的印象变化太多，看什么都新鲜，吃什么都好奇。喝第一口可乐，有中药味；吃第一包方便面，不知怎么下口；看到货架上的香蕉以为是假的；每天守着电视机看到深夜。太多新奇扑面而来，人与人的关系，家庭的、亲朋的、陌路的，都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这时候我特别想写一个以香港为题材的剧本。

　　当时还在中戏读书，我把想法跟北京人艺的相关领导说了，他们很支持，邀我去谈谈。我还记得那天正值盛夏，热浪阵阵，走进人艺首都剧场后面的办公楼，宽敞的走廊，一阵清凉。推开会客室的门，我吓了一跳，于是之、苏民、夏淳、田冲，还有几位大演员，我看着这些眼熟的大家，激动不已。于是之起身把我让座在沙发上，所有人和善地看着我，听我——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讲一个剧本的初步构想。说到我带到香港的一小包怪异食物：几块干裂的小饼，在座的都睁大了眼睛。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京的外婆都要做一个“大月饼”，按家中人口分成若干份，香港家人的几份留着，一直留到干裂也不可以丢掉，要等他们回来时吃一口。后来终于有机会由我亲自带到香港。我讲得动情，这些艺术家们眼含泪光，听得也动情。这就是我在人艺的第一个剧本《好运大厦》。

　　《好运大厦》剧本写出来了，初时没有导演接，剧本肯定是有些稚嫩，但不完全是这个原因。他们想象不到香港什么样，穿什么服装、化什么妆，家居什么布置，街道什么景，环境音响要有什么声音，配什么音乐，道具怎样才像真实的，总之，一片空白。还是夏淳老师有气魄，他接了下来。克服了不少难题，《好运大厦》终于演出了。想不到很受欢迎，排队买票的人群，挤塌了西单的售票亭子，都想看看人艺演出的香港是什么样的。感谢夏淳导演和一众好演员。

　　有一天晚上，马上要开演，突然一个女演员急病，好在不是主角，只有几个过场戏，可是一开幕她就得上场。后台全急了，舞台监督一眼看见我就像看到了救星：“快，给小何化装。”不由分说，几个人围着我忙活起来，化装，穿服装，副导演在一边给我说戏：“上了台，跟着前面的人走，走到舞台灯光最亮的地方，站住回身，把手里的报纸交给后面的人，就下场。”虽然，我没参加过卖票的正式演出，但是在宣传队干过，舞台也算还是上过的，我说：明白了。

　　打钟，开幕。站在侧幕，我有点害怕了，副导演轻轻推了我一下，我出场了。一上场就蒙了，“走到灯光最亮的地方，站住”，天哪，哪里灯光最亮？全场都特别亮，哪分得出哪儿最亮？我正在犯迷糊，后面的一位上来，自然地从我手中拿过报纸，带我走下场。我吓出一头汗，这是我的第一次难忘的舞台经历，也是最后一次。做演员真不容易。

　　著名演员濮存昕写过一本自述，书名《我知道光在哪里》。对于为什么起名叫《我知道光在哪里》，濮存昕解释：“开始还很犹豫，认为有点自我肯定、自我评价的感觉。但后来想，光，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象征。它是生活的希望，是直抵心灵深处的感知。”光，对于一个演员，比常人更重要，在舞台上寻找光的位置，渐渐变成他们的本能，引申到生活中，光给他们带来的内涵，要比常人丰厚得多。

　　作为一名作家，每一次创作，也是寻找光的过程。在黑暗迷茫中寻找，寻找出路，寻找光。有时找得到，有时找不到，有时找到的是虚幻，睡一觉醒来，不见了。创作就是不停地寻找光的路途，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直到找到为止。有时候找到的光，光芒万丈，可以照亮许多前路，有时找到的光，只能明亮一时。

　　人物链接：

　　　　作者：何冀平，作家、编剧、制作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职编剧。1984年，担任话剧《好运大厦》的编剧。1988年，创作话剧剧本《天下第一楼》。1992年，担任电影《新龙门客栈》及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编剧。1998年，担任话剧《德龄与慈禧》的编剧，剧本被收录于香港中学中文课本。2004年，担任电视剧《天下第一楼》的编剧。2007年，担任动作电影《投名状》的编剧，凭借该片入围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2011年，担任动作电影《龙门飞甲》的编剧。2018年，凭借剧情电影《明月几时有》入围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2019年，担任历史电影《决胜时刻》编剧。2020年，获得新时代国际电影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编剧奖。2021年12月，当选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