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作者：刘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当代学术大家、文学史家杨义先生，一生勤于著述，著作体量巨大，身后留下六十余本学术论著。杨义先生以治鲁迅始，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叙事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论语还原》等重要著述立身，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追求中，他用扎实学理，逐渐实现自己“从古今贯通到激活先秦诸子智慧”的梦想。杨义先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秉承“返回中国原点，参照西方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以创新”的治学原则，从文学到文化和文明视域，先生的学术境界不断扩大，研究时代不断上溯，每一次跨越都显示出相当完整和深入的思考，每一次转型皆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

　　文明溯本与古今融汇

　　我与杨义先生曾有过短暂接触。大概是在2008年，他来陕西师范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而我那时正在读博士，先生自然是我仰望之高山。他人不高，但精力充沛，那时，听他讲中华文明是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相互推移的观点，我便沉迷其中，获益匪浅。博士毕业后我进入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深感他以地理与民族学双重视角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精准提炼出中华文明的深厚性、原创性、包容性、丰沛性、丰美性的特征，体悟他所论中国文化的根本、内涵、生命力来源及其原创力这些令人振聋发聩的观点，在心中描画出一幅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基本发展脉络和地图。先生对中国文化、文明返本开新，探本穷源的探寻及其创造，民族文化和文化传统的生命价值阐述，建构起一整套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价值观念和知识生成机制，展现出人文风范和学术风采。

　　从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鲁迅小说综论》到付梓《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先生始终把鲁迅作为自己破解中国文化密码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鲁迅文化之基在于四野、四洋之学，在汲取西方现代文化理论养分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从而使鲁迅学成为中国文化精神上一支充满活力的重要文化血脉。1986至1991年问世的150余万字、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他以十年苦读之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庞大作家、作品体系，书中见之于标题的作家110位，创立了华语文学新的文学史，真正做到了以识统史、积学成文、由史出论。1998年呈现的《中国叙事学》是他前期治学的一个高峰，在对中国古代典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学叙事重圆融、重和谐、重整体的特质，从而拓展出一个中西对话的新学术空间，填补了中国诗学研究的空白。

　　先生的第二大研究视野是从1990年代开始涉猎的中国古典文学与诗学。正如王瑶先生所讲：“历史的长河是连绵不断的，任何现象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继往开来的历史的延续性。”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开启了杨义的现代文学发生学探索路径。2001年出版的《李杜诗学》充分彰显中国古典文学坚定的文化自信，先生从盛唐魄力与诗学新境界、诗人才性与民族精神情境、家族文化基因等视角阐释了李杜诗学原理及学术方法论。在他看来，少数民族骏马携带的奔驰气质，使大唐拥有了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有了李白、杜甫的豪情、骨气与吟唱，在李杜文章中寻找到中华文明璀璨的光华，赋予李杜诗学以人文创造的生命形态与现代意识，这不仅与中国大地相连，而且传达民族生命密码，打通文化精神血脉。

　　“大文学观”使得他沿着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脉络一直溯流而上，直至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国历史上井喷式文化创造的人物，在杨义先生的学术蓝图中一一被还原出来，并折射出熠熠光辉。2011年以来他接连出版《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论语还原》《屈子楚辞还原》等著作，将我们带到一个似熟悉又似陌生的遥远年代，先生以现代观念、世界视野揭示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文化血脉的再造，以自己生命体认诸子生命，以自己心灵撞击诸子心灵，展示出春秋战国三百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历史形态，以诸子的家族、地理、游历、年代等要素还原了中国学术思想产生的历史现场与社会情境，使我们看到了2000年前原创性的诸子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选择、传承及其命运，找到了中国文化源头和流变轨迹，而先生也以文化考古与探源的姿态完成了一位学人的自我学术突破，以此振奋和提供了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原创性解释能力，以此表明时代在变，而中华文化和文明底蕴长存，历久弥新。

　　史地结合与文学地图重绘

　　199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是标志杨义在20世纪末以文学地图构建新文学史探索的成果。相比较1988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掀起的注重审美标准和纯文学立场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国新文学图志》传达的是文学研究需要一个更宽泛的视野和恢宏的学术气度，以图志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史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经过十余年的思想酝酿与学术思考，2006年杨义正式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学术理念和构想，2007年《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著以“一纲三目四境”作为重构中国文学的基本原则。“一纲”指的是以“大文学观”统摄文学史研究；“三目”指的是文学研究要注重时空结构、发展动力体系与精神文化深度；“四境”指的是要从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展现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重绘”命题不仅突破了西方纯文学理念，而且使中国文学向本民族根脉方向发展，为此先生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文学、文化、文明阐释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华文明是在黄河与长江文明的相互推移中形成，江河文明的互动互补所具有的文化分量并非单一文明所能比拟，因此中华文明呈现复式结构。故而，在《李杜诗学》中他以杜甫诗学对应黄河文明，李白诗学映照长江文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21世纪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地图说”理论体现，与钟仕伦所论梅新林的“本位说”，陶礼天的“边缘说”，曾大兴的“关系说”一起构成中国文学地理学多彩的理论学说，由此奠定文学地理学在21世纪成为显学。

　　然而杨义先生的“地图说”精深之处不仅在于地理是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文明的重要元素之一，他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中还提出“边缘的活力”重大命题。《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一著中使用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考古学视角，勾勒从宋到元明清中华民族八百年发展史中的古典文学，彰显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注入新鲜血液。先生看似重绘了中国文学地图，实则是在重建“何以中国”这个学术概念，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夷夏之辨概念，建构了中华各民族同构中华文化的传统。他的图志学系列丛书将艰苦卓绝的学术研究变为文化性与审美性共存的学术旅行，建构起中国文学的本土话语方式和述学方式，激发出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为中国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双构性命题与治学五路径

　　任何学术研究，新资料、新视角都有可能产生新成果，同理，新思维模式与学术方法会使有经验和有创意的学人从耳熟能详的资料中提出新观点，作出新论断。杨义的学术思维模式是双构性的，他总以两要素组成一组互相观照的命题开展研究，2009年出版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中提出“世界视野”与“文化还原”的双构性命题。他以经与史共构中国文化的双源性；以编年史的准确性与人文地理材料的丰富性，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双绝”；以史与诗奠定中国文化精神的脉络所在。“世界视野”与“文化还原”双构性命题是先生所论现代学术的总体方法之方法，即元方法。在杨义看来，现代世界视野具有古与今的纵轴，中与外的横轴。融汇中西，打通古今，将外来知识本土化，本土经验现代化，是杨义学术融会贯通的体现。

　　文化还原命题是杨义将学术研究引向古人生命体验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尝试，从诸子的家族、足迹与社会背景等方面去探究，乃至构想鲜为人知的诸子生命历程的故事性阐释，从语言文字和文物典籍中发掘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一个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场还原场景，追溯出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真实情境。还原诸子生命历程，对文化基因的考察与破译，以触摸诸子生命体温，把握诸子生命脉搏，进而与诸子展开对话、交流与争辩，这种研究方法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僵固理念和方法，有了突破性挑战。

　　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经历长时期的思想震荡与结构重组，外来知识本土化，以及传统文化现代化都是当代中国学人必然面对的问题。大国学术的核心在于还原民族文化根性，体现民族文化和文化传统的生命价值，以现代化形态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体系，核心目标在于构筑起与本国崛起背景相适应的国家新叙事。在全球化对话与现代性嬗变的双重纬度中，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话语重新编码，实证与想象是原创性话语得以产生和获得合理性存在的两个基本学术方法。前者赋予原创历史文化的坚实根基，后者以创造性主体敏锐眼光和透彻的思想力，穿透历史文化，把握其发展通则和存在实质。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中杨义研究了严复、梁启超、鲁迅、陈寅恪、傅斯年等大批使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学人们，他论述鲁迅的“立人”话语带有超前性和否定性的锐气，王国维的“境界”话语拥有感悟性和深思性的精妙，宗白华的“意境”是诗学核心的话语。他对清末民国诸子学术方法一一破解，总结了20世纪中国出色学人的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学术，学为原理，术为方法，方法是人类面对世界时自信的微笑和沉着的应对。

　　《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是2022年所著，杨义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他半个世纪学术高度浓缩的成果。他以总论、先秦诸子的文化本根、历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思想文化向民间的位移、思想文化的边缘活力与外来挑战、思想文化的方法论，构建起一部集大成之作。最后一章的“治学五路径”让每一位学人都感同身受。眼学以阅读原始文献与经典，回到中国文化原本；耳学是听讲之学；手学是按照特定目标去积累材料，搜集从古至今所有文献、口头传说；脚学是田野调查。文学研究也要做田野调查，迈开双脚走到历史曾经发生的现场、身临其境地领略文学文本产生的空间、作者生存的环境，体验豁然开朗，从而得江山之助、心与境会的妙处；心学是用心感受，体验研究对象，思考发现其内在生命及意义。治学五路旨在调动和激发研究者主体的感觉思想能量，多渠道、多路径、多层面打开研究对象本源、特质，及其褶皱和脉络。

　　杨义先生从农家子弟到有深远影响力的大学者，从文学到文化，从文化而进入文明更大的视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文史哲交相辉映。他几十年致力于文化还原与创造，守护中华文化遗产，疏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发掘民族文化生命力，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原创性文化做了充分研究，展现出一幅蔚为壮观的学术气象图景。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0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