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希平（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代官府出钱购买人力服务，称为“和雇”，其中有“双方自愿形成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意思，这是经济发展繁荣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雇”兴起于唐代，与“和买”“和市”并行，都强调买卖双方的自愿性，不过“和买”“和市”侧重用于一般的货物，“和雇”更强调人力服务的购买。从军粮运输、城墙修筑等官府徭役征调，到私人仆役的选择，“和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宋代，“和雇”愈加成为社会经济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其活力甚至影响到国家机构的存废，宋代最大的音乐专业机构教坊便是在“和雇”力量的冲击下最终取消。

　　教坊是兴起于唐代武德间的音乐机构，它负责为朝廷岁时宴飨提供音乐歌舞。在宋代，教坊发展成为最大的音乐机构，举凡春秋祭祀、国事大典、帝王车驾、奖酬重臣等所需礼乐，教坊是重要的提供者。宋代音乐歌舞繁荣，无论是国家礼乐建设、还是民众娱乐，教坊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教坊在北宋百余年的发展中走向极盛，而后经过战乱、国家财政吃紧，教坊不可避免走向衰落。最终取代教坊职能、使教坊最终裁撤消亡的，则是貌似与其不相干的、由经济领域进入娱乐领域并发挥作用的“和雇”。“和雇”这一经济活动方式在宋代民间音乐繁盛之际进入娱乐领域，使得宫廷、官府不再依赖教坊这类音乐机构，随时可以用货币从民间购买娱乐歌舞服务，这极大冲击了音乐机构的存在基础。乐舞实现“和雇”，使维持庞大教坊运作的开销变得不必要，教坊的裁撤也顺理成章。

　　“和雇”在歌舞娱乐领域的流行，消解了宋代教坊百余年形成的地位，是经济活动方式影响音乐机构命运的一个有趣案例。“和雇”消解教坊的过程，也成了我们考察传统音乐活动的一个窗口。当然，“和雇”不是影响教坊命运的唯一因素，它推动教坊走向裁撤也不是一个太短的过程。

　　宋教坊是以宋初平定诸国所获各地乐人精华为基础，历经几代帝王建设而成。教坊在宋朝地位独特，宋初礼乐并不齐备，教坊甚至在大朝会中代行太常寺的某些职责，比如提供大朝乐；最初管辖教坊的是宣徽院，而宣徽院向来由重臣执掌，神宗元丰年间改制，教坊才归太常寺。教坊是北宋音乐精华所在，其影响不仅限于歌舞表演，它也代行教习其他机构人员的职责，如军乐团钧容直、东西班乐，宫廷乐团云韶部，其人员都有在教坊接受培训的经历；宗室贵族也可以聘请教坊人员教习家伎；徽宗赵佶改革雅乐，专设大晟府，在人员和音乐上同样受到教坊影响。北宋晚期，宋教坊走向极盛。

　　“靖康之变”是宋教坊衰落的开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面对金兵的威胁，宋徽宗裁撤了大晟府、教乐所等音乐机构，并削减了教坊超编人员，其《己未罪己诏》说：“六尚局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乐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采石所，罢待诏额外人。”金兵入汴，教坊的大量人、物作为战利品被掳，大伤元气，金教坊却因此而奠定了崛起的基础。

　　南宋初建，宫廷、官府对教坊礼乐属性的需求，如祭祀、庆典、表彰功臣等的用乐，并没有多少削弱，对教坊娱乐属性的需求暂时不那么强烈。更主要的是，民间音乐的繁荣，使得公私歌舞需求逐渐可以通过“和雇”获得满足。不断出现的政治、军事突发事件，客观上也成为“和雇”介入教坊乐署功能的契机，教坊的编制、规模逐渐被削弱。教坊管理逐渐松懈，受重视程度也大不如既往。

　　高宗赵构建炎二年（1128）二月的《减罢内侍官兼钤辖教坊诏》，规定不再任命内侍兼管教坊，“所有内侍钤辖教坊，名阙可减罢，更不差置”，这是教坊地位削弱的一个标志，颇有任其自生自灭的意味。后来时局一度平稳，高宗在绍兴十四年（1144）正月，重建教坊，任命内侍管理，试图恢复其在北宋的旧观：“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十有六人，以内侍充钤辖。”《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30）然而仅仅在十七年之后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赵构惊慌之下，于六月匆匆取消教坊，竟将其归并到刑部：“癸丑，罢教坊，并敕令所归刑部。”（《宋史·高宗九》）教坊人员则任其自谋生路：“癸丑，诏罢教坊，其乐工许自便。”（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停罢后的教坊，其中人员精华为宫廷、官府留用，一部分归后来的太上皇赵构所居的德寿宫，一部分归临安府衙前乐：“绍兴末，台臣王十朋上章，省罢之后，有名伶达伎，皆留充德寿宫使臣，自余多隶临安府衙前乐。”

　　此时教坊人员遣散，运作停止，但是机构应该还保留并隶属修内司教乐所，不过其职能已为临安府衙前乐和“和雇”人员所承担，稍后的宋人赵升提及：“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赵升《朝野类要》卷1）教坊名存实亡，其职能为“和雇”活动所取代。

　　如此，大规模节庆礼仪活动，临时雇佣市井艺人表演的“和雇”活动，取代了教坊这一音乐机构的功能，如《宋史·乐十七》所说：“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明以更不用女乐，颁旨子孙守之，以为家法。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犹简，而有关乎君德者良多。”于朝廷而言，在保证礼乐活动完成的前提下，节省了之前经年维持教坊机构运作以及人员支出的费用，又收获了节俭的美名，可谓两全其美。

　　隆兴二年（1164）皇帝生日的天申节，孝宗赵昚大约产生了重启教坊、用乐庆寿的念头，又担心性价比不高，矛盾之余有了这段君臣对话：

　　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脱脱等《宋史》卷142）

　　临时点集，即宫廷、官府乐工与“和雇”乐人遇事围绕特定主题进行短暂的集训、表演，而不必形成长期固定的机构。罢教坊之后，“和雇”显然成为帝、后生辰庆贺活动中承担教坊职能的重要方式。

　　循此先例，第二年朝廷接待金国来庆贺孝宗生辰的使臣，大宴活动需要表演人员几百人，朝廷于是“下临安府募市人为之，不置教坊，”借助临安府、御前忠佐司人员以及“和雇”乐人实现了教坊的职能，其中临安府提供“乐人三百人，百戏军百人，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百三十七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御前忠佐司提供“相扑等子二十一人”，孝宗临时取消了小儿及女童队。需要增加的环节，是和雇人员需要提前两旬（20天）在修内司练习彩排。（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4）

　　大约在孝宗乾道、咸淳年间，教坊作为名义上的机构也从修内司教乐所裁撤了。“和雇”冲击之下教坊彻底消失在歌舞场。服务于临安府衙前乐的“教坊旧人”，后来也同样被“和雇”乐人取代，时人描述这一情形，不无感伤地说：“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歧路之辈。”（赵升《朝野类要》卷1）

　　作为音乐机构的教坊彻底裁撤之后，“和雇”乐人也以其实力证明了可与乐署乐人媲美的实力。周密《武林旧事》收有孝宗乾道、咸淳这一时段，负责承担旧教坊职能的“乾淳教坊乐部”人员名单。这份名单中，乐工来源有五：太上皇赵构的德寿宫、前教坊、前钧容直、临安衙前乐、和雇，在需要人员较多的流行部色中，“和雇”部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杂剧色”：德寿宫10人，衙前22人，前教坊2人，前钧容直2人，和雇30人；又如觱篥色：德寿宫5人，衙前24人，前教坊3人，前钧容直2人，和雇37人。

　　可以看出，与宫廷和乐署人员相比，“和雇”人员在规模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不逊于任何一家音乐机构。“和雇”艺人来源充足、实力雄厚，是朝廷最终裁撤教坊的最大底气所在。

　　概而言之，新旧更替是社会所有领域内部共有的规律，“和雇”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进入音乐文化领域，最终成为最大音乐机构——教坊裁撤的主要推动力，以其强大活力取代了教坊大部分职能，又说明新旧更替是可以跨界存在并实现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乐署与宋词演唱研究》〔18BZW05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