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 应妮)早在终评开始，就有业内人士用“神仙打架”来形容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评选。

　　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早期石制蚕蛹，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蚕蛹形象；浙江余姚施岙遗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系列最完整、证据最充分的稻作农耕遗迹；陕西宝鸡周原遗址为确认先周国家中心提供了证据，结合文献进一步证明周原为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浙江衢江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极有可能是姑蔑国的王陵区，填补了姑蔑国考古研究的空白……尽管这些项目都遗憾落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由此可见入选的十大项目实力之强、影响力之广。

　　如被誉为“再醒惊天下”的四川三星堆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指出，该遗址进一步实证和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备受关注的江村大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发展、演变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这是近十年来中国在皇陵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为国际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将其视为一座巨大的宝藏。

　　在2021年中国考古学百年的背景下来看这些项目，或许能感受更深。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到2021年，中国国家文物局依法批复的考古挖掘项目多达1700多项。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考古项目是在基本建设过程中从被动发掘转化为主动发掘，施岙遗址稻田考古正是这方面范例，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始终有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参与。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也强调，“考古不是民众想象中一个镢头就挖出宝来了，不仅是考古人员长期工作的积累，十几年如一日在一个遗址进行发掘的结果，也是带着问题和课题进行的，旨在解决历史和文化问题，不是单纯的‘挖宝’。”

　　事实上，国家文物局近年来实施的考古中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综合研究等重大项目课题，统筹推进了241项主动性的考古项目，都是旨在说明“何以中国”，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阐释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多学科合作也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的一大特色。古人类学、年代学、环境考古、人骨DNA、玉石器岩性分析、植物等各个学科的交叉合作，碳十四测年、残留物分析、工艺技术分析、产地分析、地质环境研究等科技手段广泛融入，为考古工作者更加全面地获取遗址信息，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相关情况提供了便利。

　　宋新潮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还将印发实施《“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聚焦重大历史问题攻关，力争取得新突破；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大力发展科技考古，促进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不断壮大专业力量；深化国际考古合作交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