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颐

　　天生会说故事的人，自己也是有故事的人。

　　80岁，人生的暮年，杨本芬开始说故事。我不想称杨奶奶为作家，“作家”这个称号对她并不合适，她更像是本雅明所说的“说故事的人”。

　　说故事的人，生在民间、活在民间，通常是年纪挺大的老人，老爷爷、老奶奶，在长长的一生里，看过很多的人、经过很多的事。山河变色，岁月改颜，大历史像大江大河“哗啦啦”地流过，他们就是河岸边的小草，默默地、使劲地抓住脚下的一点土壤，避免被河流卷走，在时间里葳蕤生长，某时某刻，借着风声，传递一点信息，听见的人都懂得。

　　说故事的语言就是民间的语言，故事里的事都是民间的事。从《秋园》《浮木》到《我本芬芳》，说的是些什么事情？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些女人，怎么活，在这乱纷纷的世道上，她、她们，怎么像一株草、一株野草，坚韧地，也灵活地，适应环境而生存。

　　《秋园》说的是杨本芬妈妈的故事，《浮木》是《秋园》的补记，《我本芬芳》呢？

　　一个叫惠才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叫吕的男人，生了三个孩子，就这样，过完了一生。作为故事的梗概，这句话就足够总结了。当然，作为一个完整丰满的故事，需要更多的细节，惠才为什么嫁给吕，他俩感情好不好，日常生活是怎样的，还有，别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这个故事的重要前提是“家庭出身”。惠才与吕的家庭出身都不好，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惠才与吕的相识，就起于这种同病相怜的情境，互生好感。接着，也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离中专毕业还差两个月，惠才被下放了。这个时候，惠才无法多思量，只得匆忙嫁给了刚刚认识的、答应将来会资助她上学的吕。

　　这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婚姻。我的妈妈今年75岁，说起过她的婚事。那时候，她就是通过媒人撮合，只与我爸爸匆匆见过一面，因为家里穷，兄弟姐妹太多，妈妈只想当作脱离原生家庭的机会，就这样答应嫁了。结婚那天，妈妈换了一身新衣，挎了一个包袱，由几个小姐妹陪着，自己走去我爸爸家。走到中途，下起了雨，为了不弄湿新鞋，妈妈脱掉了鞋子，赤着脚，脚上划了很多小口子，一路艰难地走向了她将来的新家。

　　从《秋园》《浮木》到《我本芬芳》，杨奶奶说的故事，映鉴了那么多女人的故事。只不过，那么多女人，绝大多数的女人，只是沉默着，不懂得怎么发声，也没有那个能力。现在，终于有人，她们中的一个人，开口说起了故事。

　　这些故事就像白开水，静态而平稳，实在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在她们身上啊，所能讲的，无非就是，怎么与一个陌生的男人成了夫妻，怎么克服窘迫的心理，渐渐发现婚姻的不如意，也不乏温情的时刻，一点点的体贴、一点点的恩爱，就仿佛禾苗得到了滋润。越自尊的女人，越容易在婚姻里耗损自尊。可是，能怎样呢？就这样吧，没有别的更好的活法了……

　　杨奶奶专注于讲述她们如何在那样的年代里专心应对日复一日的衣食住行、世故人情，默然地任大江大河从她们身边呼啸而过。她们不知道天下大事，那些离她们太远太远，她们更关心的是怎么让自己、让家人多吃点、吃好点，她们被动地活着，同时也是实践力很强地活着，她们的智慧全部用于怎样用不多的钱搞到一块好肉，怎样用不多的肉招待好亲戚朋友。让她们屡屡崩溃的，往往也就是这些“肉”的陡然失去，实则是希望的飞走。

　　日子里不多的亮光与随即又覆盖的沉郁底色，是她们生活的常态。而这些故事并不灰暗，只是淡然，仿佛看透了世事沧桑，无法主动地选择，那就被动地接受。乡亲邻人的关照，不乏温暖，平和善良地相互拉一把。人心受到创伤，或者觉得自己被遗弃了，想要放弃的时候，也总会有一些幽微的光升了起来，安抚了、暂且愈合了处处漏洞的心灵。

　　杨奶奶说的故事，是一种完全女性主义的视角。它们并不一定就是生活的全貌。就像在《我本芬芳》里，我们听着惠才说她的心事，可是，吕是怎样的人、吕怎样想的，只能通过惠才的描述来呈现：吕作为医生收入不错，吕为惠才、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努力，他在忙碌的工作与繁琐的家庭事务之间的平衡，以及对亲戚关系的处理……吕不是坏男人，从书中的描述来看，他只是对妻子关心不够，有些冷漠，不谙实务，好面子，经济上不会计算，大手大脚乱花钱，这些都不是大毛病，但是在夫妻生活里很容易引起矛盾。惠才是敏感、自尊心很强、对情感要求比较高的女性，吕难以满足她的需求。惠才与吕的婚姻，最大的错误，是不合适，是一种错位，一辈子都没有得到纠正。

　　故事的女性视角，可能让读者沉浸在女性的情感认知里。但是，对于故事里边缘位置的男性来说，那并不公平。尾声，81岁的惠才问88岁的吕：“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吕摇了摇头。惠才又问了一次，吕还是摇头。这个结局，那么真实。（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