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所以能够取得世人关注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始终强调理论创新的指导作用和现实价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专门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来看待。

　　当代中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从未如此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于理论创新的需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理论创新的步伐是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列宁曾经在《怎么办》中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说，这个原则是必须始终坚持的，而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由于存在着三种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一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刚刚开始，在实践上同企图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思想上的清算远没有结束。二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要运用别国的经验，但是简单了解别国经验或抄袭别国的文件是不够的，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别国的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三是俄国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曾有过的，他们必须首先把人民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在120年前提出的这一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仍然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在当代中国，由于也存在着三种情况，理论创新显得无比重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阶段，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会时时刻刻横亘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或者“广场革命”时不时就会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出现，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要防止这些思潮的侵袭，一方面要加大对这些理论的学术评析，另一方面要用更加系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来讲好中国的政治故事。

　　其一，我们看西方的民主基本不是真正的民主。有的说是“钱主”“军主”“药主”“媒主”等，其实就是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谋利益的。西方的规制俘虏理论认为，政府规制是为满足产业对规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虏；而规制机构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即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虏。这种俘虏不是个案，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另外，像美国这样的政党政治国家基本上都是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的代言人。美国耶鲁大学的雅各布·S.哈克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罗·皮尔森两位教授在他们最新出版的《推特治国：美国的财阀统治与极端不平等》一书中就认为，共和党将竞选重点放在社会文化分歧而不是经济差距上，一方面利用白人身份认同维系财富不平等，另一方面则通过破坏民主政治维持财阀统治。

　　其二，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把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完全统一在一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建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人类政治制度历史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实现了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着协商，协商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大性需要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达到非常大的规模，任何颠覆性错误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没有创新理论指导的实践，很可能就会出现颠覆性或者是全局性失误，我们的事业就可能毁于一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任何一个领域都是既蓬勃发展又充满着矛盾的场域，都需要创新理论的指导。

　　比如，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概括起来就是：（1）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2）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3）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4）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5）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6）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7）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8）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9）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10）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1）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2）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这十二条论断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金规则。

　　再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全局出发，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论断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要复兴，必须进行不断的理论创新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共产主义大失败的论调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从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转变并没有最终完成，还在进行中，如果没有理论创新，这一重大转变也许最终难以完成，或许还会使世界社会主义再次陷入低谷。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指出：“我今年年初在新进两委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过：‘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的。要使世界社会主义真正走出低谷，实现复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推动理论创新。这个创新既包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蓬勃发展的理论创新，也包括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繁荣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这就深刻指明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