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作者：张宇（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批评家写小说，成为近年来一种时髦的文学“跨界”现象。李敬泽、张柠、朱大可、李云雷、梁鸿……王尧也加入了这一“教授作家”的行列。王尧积十年之力的首部长篇小说《民谣》的出版，以其优美诗性、丰富内蕴、哲理深思，为中国文坛带来了别样的经验，标志着一位“晚郁”小说家的生成。这部小说在文体上的贡献，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审美冲力。

　　　一

　　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已百余年，“五四”小说的文体探索、1980年代小说的先锋实验、1990年代小说的赓续新变，小说文体变革不断演绎出新，然而关于小说文体的可能性，仍存有无限的探索空间。文体变革意识并没有成为作家普遍的内在视点和理论自觉，由此，王尧近年来致力于提倡新“小说革命”。在他看来，“在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时，文学的内部运动总是文学发展的动力”。“小说革命”体现了“中西对话结构中的艺术创造精神”。他亲自操刀，以《民谣》为楔子，锚定小说文体的界限与可能，重建自我与历史的关联，在历史的链条中进行重新定位与理解。

　　小说的结构与小说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密切相连，或者说，小说的结构就是小说家世界观的具象化，因而，小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作家精神领域的丰厚度。《民谣》似有意致敬《庄子》，主体（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结构，各篇又有不同的气象，以语言建构一个独立的世界，彰显世界、历史与自我探索的可能。

　　尽管讲故事的能力被看作成功小说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但王尧在其首部小说中就大胆放弃了故事，代之以记忆编织文本，营造一种历史氛围。正如王尧声称，“个人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弥漫的细节取代了故事，追忆取代了叙述，在回忆之网中，历史变得支离破碎。在潮湿阴郁的苏北水乡中，“记忆就像被大水浸泡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打捞这些记忆重新构型，“在记忆中去虚构，在虚构中去记忆。”核心故事被拆解得支离破碎，文章中的离题式的细节叙述，呈现一种网状的文本结构，去中心化的叙事打散了原有的叙事进程，也带来了小说的纷繁复杂与多元异质。

　　作为批评家，王尧深谙现代小说的叙事套路，在他的深闳广博的知识结构中，调用各种叙事技巧并非难事，在视点、声音、时空、人称和节奏上稍加用心，作品就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格调。这些叙事技巧的融入，使小说文本充分扩容，呈现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美学品质。小说一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准自传的基调，以第一人称视角营造出强烈的“自传契约”氛围。小说中对于“我”的视角、口吻的不断强调，例如“我意识到”“我知道”“我感觉”“我又想起”……这种强势的叙事主体的时刻闪现，个人经历与小说叙事的高度叠合，强化了自传的色彩，给读者带来了拟真错觉，以为小说“揭示的真实是关乎他个人的，甚至就是他自己”。

　　　二

　　尽管王尧是苏北人，但他的笔触却浸染了江南的风韵，这或许得益于散文的训练和江南生活的熏习。开篇第一句“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就奠定了全书诗性盎然的抒情性基调。这样薄薄的阳光，照彻着江南大地，照彻着台东，也照彻着那个少年，由此小说具有一种“温暖而忧伤”的品格，带来了小说摇曳的抒情与丰沛的诗意。小说的诗化、散文化韵味浓厚，接续了汪曾祺诗化小说一脉传统，又加以创化，融入了革命话语与反思话语，构成了独特而杂糅的文体风格。一方面，小说注重内在情绪与外在节奏的诗性融合，以精美凝练、含蓄幽婉的诗性抒情表意，在文本中建构暗示性的意象。“深秋的寒气还是从月牙里渗进来”，“我还是喜欢贴着地，看风吹青草的样子，或者坐在码头上，看鱼儿游弋”，“我看到的一茬茬庄稼，只有麦田最像少年，在冬天而不是春天”……这些意象精美、节奏错落有致的句子，包孕着丰沛的诗意，如钻石般缀满文本熠熠闪耀。正如书名的寓意，民之谣曲，是日常的，也是诗性的，是切近的，也是悠远的。另一方面，王尧这种散文诗的笔调中又交织着革命话语，“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红旗迎着东风摆，十件新事放光彩”……这两种语言风格截然对立，由此带来了小说的语言张力。而反思话语的融入，更彰显出作者深邃的历史诗学。村镇曾见证过辉煌，也经历过败落。它目睹过争斗，也催生了和解。它在战天斗地的乌托邦中迷失，亦在水乡氤氲的日常中重新找回温情的社会伦理。熟人社会和过日子的哲学，依旧是乡村的底色，也正因为这些点滴的朴素温暖，才带来了持久的深情，这也正是该小说中弥漫着温情格调的根源所在。

　　小说明净、轻逸、诗性中含有忧伤，专注于文学的认知与探求功能，语言简洁却意涵丰赡，对人类有着最为多样、仁慈的好奇心，锻造璀璨的文本晶体，折射出人性与生命的庄严。这种抒情姿容与诗意面相，包含了对人类最根本最善意的好奇，对于认知功能的强调，体现出作者为把握变动不居的世界所作出的持久的努力与挣扎。“鱼儿碰到水草了，这是水草在冰块融化后第一次运动。水草像长在河里的绿色冰凌，柔软舒适地僵硬着，它也在等待十里春风。”阳光、少年、月亮、柳树、小桥、飞鸟、木船、麦田……澄明清朗的意象，映照出少年人生飞扬的一面。目光跟随麻雀、喜鹊、乌鸦升空的少年，渴望精神自由，以飞行的向往实现对当下的超脱，救赎沉重的世界。

　　《民谣》以温厚之笔触呈现革命时代日常生活的细腻肌理，于历史的褶皱中探寻存在的可能。日常微观史、革命史、村庄史、家族史交织于少年王厚平的生命历程，书写了一出出错综复杂的传奇。小说聚焦于村镇的世界进行精心勾画，意图展现对世界与历史的重新理解。历史不再是冰冷理性的怪物，而成为记忆的栖居之所，每一次的敞开与重临，都蓄满忧伤，每一次的迂回与折返，都饱含温情。通过个人成长史与宏大革命史的交织，揭示革命伦理与日常伦理的互渗互构。在个人成长上，呈现出两种自我的交叠，忧伤诗意的文艺少年与亢进的革命少年并置，形成一种张力饱满的叙事。在新世纪文学中，《民谣》是一部不可忽视的大作，其别具一格的文体实验，昭示出小说变革的新的可能。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