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去风险”一词被美西方高官频繁提及，成为他们用以阐释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概念。但这一概念的使用实际上是“脱钩论”彻底失败的产物，随后又逐渐演变成美国持续鼓噪“中国威胁论”、推动对华遏制战略的新“遮羞布”和“铺路石”，其危害性不容小觑。

　　如上所述，“去风险论”出现的背后是“脱钩论”的破产。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寻求与一个全球头号制造业大国“脱钩”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当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刻，正是中美合作、同舟共济才使这场蔓延至全球的经济危机得到有效治理；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时期，正是中国以稳定的抗疫物资生产支撑了全球范围内的防疫抗疫斗争。中国巨大的市场、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物美价廉的制造业商品、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成为吸引全球资本的重要红利；中国互利共赢的理念、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大国实践，成为亚洲地区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

　　而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内核、以“制造业衰落论”“对华经贸吃亏论”为主要内容的对华“脱钩论”，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讹诈，西方国家对此亦心知肚明。从特朗普到拜登，纵有一系列叠床架屋的对华“脱钩”政策，中美经贸合作依然保持了强劲韧性。美国工商界、战略界也越来越认识到，对华强行“脱钩”成本难以承受、得不偿失；美国强压他国与中国“脱钩”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收效甚微。美国政府的“脱钩”政策不仅遭遇包括大型美企在内越来越多企业的抵制，也遭遇越来越多盟友伙伴的反对。欧洲最初使用“去风险”概念的原因就是认识到“脱钩”不可能，进而想以所谓“去风险而不脱钩”，在配合美国战略需求与继续收获对华经贸合作红利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而面对大选、国内资本和外交等多重压力，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接过这一概念，其宣扬多年的“脱钩论”正以一种不了了之的状态而告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美国鼓噪“去风险论”，本质还是“中国威胁论”的延展。按照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保罗·格维茨理解，“去风险”这一概念听起来“更温和，更容易实现，有更大的政策模糊空间”，“能够以降低国家安全风险之名，把美国想要对华采取的所有行动都纳入进来”。在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并以全政府之力遏压中国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客口中的“去风险”实质上成为“去中国化”，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合作被视为“风险源”，中国涉身其中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环节被视为“风险点”，中国有望实现技术突破和能力跃升的关键科技领域被视为“去风险”的重点领域，对华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国家安全审查、长臂管辖等则成为美方“去风险”的惯常手段。

　　显然，“国家安全”的概念被滥用、“中国威胁”被泛化、将中国塑造成“风险”，正成为美国掩盖自身霸权本性、离间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推动对华“新冷战”的核心手段。其中一个危险之处在于，“去风险”这一概念更具欺骗性和煽动性，美国试图借此既能安抚国内国际反对“脱钩”的力量，也能让美国遏华战略的实施变得更精细、更隐蔽、更顺畅。当前，美国正在试图与国内各界、与欧洲加强基于“去风险”概念的认知协调。也就是说，对华“去风险”正成为美国政府重塑国内国际对华认知、弱化中美合作民间基础、强化美国与盟友伙伴战略合作、协调推动“一体化威慑”的重要手段，这给不确定、不稳定的世界带来全新的安全风险，值得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警惕和防范。（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