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加速了中印两国城镇化步伐，“小镇青年”随之越来越成为关注的对象。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不少，2019年印度出版的《印度青年狂想曲》（以下简称《狂想曲》）和2020年中国的《我的二本学生》（以下简称《二本》）就是其中的代表。

　　“小镇青年”可能出生在农村或小镇，工作多在二、三线城市开外。在《狂想曲》里，他们被归为“三缺青年”，缺教育、缺技能和缺就业，独不缺野心。许久以来，一般大众教育许青年以梦想，流行的成功学又不断为他们的梦想加油，互联网更为他们彰显了他人成功之实。一名20岁的印多尔（印度中部一个人口不足200万的城市）年轻人和美国艾奥瓦州的同龄人接收到的信息是一样的，这可能让他们生出同样的需求和梦想。”然而，带着印度小镇出生的烙印，秉持着与世界同齐的高远梦想，将不可避免遭遇现实的崎岖：曾经有多乐观，他们最后就会有多失落。

　　《二本》中，“小镇青年”是挤过高考窄门的学子，天不遂人愿，入了二本校门。从此碎了年少时的梦，只剩下独面坚硬如铁的现实——晋升白领、金领无门，做蓝领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悬在半空。

　　比较而言，两位作者笔下的中印小镇青年又有着明显不同：在印度，是野心太盛带来的焦灼与躁动，而在中国则是太过现实的，有一种幻灭后的老气。这大概也是人均收入2000美元和10000美元带来的一个差别。如果说在印度是因为外面的世界看得太多，以致忘记脚下的现实，那么，这种病好治，多摔几跤，就会小心不乱看了；至于中国“二本”青年“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煎熬，要么鼓励他们继续挤“窄门”考研、考公，要么就只能“低就”。如此说来，小镇青年的苦恼倒像是一个假命题。然而，真是这样吗？虽然没有人的梦想能轻易实现，但为什么偏偏小镇青年的犹如登天？这不再是个人话题，它的时代性和普遍性正一天天显现。以印度为例。

　　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小镇青年最大的烦恼是适合他们的体面工作越来越少，他们一般较父辈受过更好的教育，自然期望能拥有比父母更好的生活。然而，科技的迭代更新以日、月计，教育课本则数十年难见更新。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也越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人失业率高企才成为世界范围普遍现象。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劳动是光荣，但为什么工作要有高下之分？人生赢家，由手中的金钱和权力多寡来决定，正所谓“成功无止境，失败有底线”。在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决定的社会氛围里，赤手空拳、初闯社会的印度小镇青年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底层，望前方，海市蜃楼；看脚下，举步维艰，难免焦虑。

　　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这是职业教育缺失、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必然结果。因为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无论是市场供给还是需求规模都有限，由此更易发生信息错配。因此，需要政府在各个阶段积极介入。但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及义务教育尚且捉襟见肘，在职业教育方面往往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印度又因高等教育产业化，大量不合格的大学以虚假的职业前景为诱饵，将无数青年吸入大学教育的流水线，却又不能为他们提供精细化“加工”，结果大学生只能去做小学生都能完成的工作。

　　这不可避免将成为政治问题。长期不满的小镇青年容易被政客利用。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虽然直至2019年印度经济增长都乏善可陈，失业率也近历史最高水平，他却在2019年赢得连任，还在年轻选民当中享有很高的支持率。不可否认，相较于仍显稚嫩的拉胡尔·甘地，莫迪有着更突出的个人魅力，他提出的那些带有民族情绪、教派色彩的政治口号更容易打动小镇青年。

　　小镇青年烦恼的背后既然有这么多“宏大”问题，那就远非一朝一夕能解决。何妨就从相对简单的做起。以往印度外包服务业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建立了教育、技能和就业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因为就业前景看好，人们才有动力去学习相应技能；因为有了更多合格的人才，才能吸引更多投资，创办更多企业。印度有遍地开花的美国口语学校，连农村小孩都有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中国的制造业曾催生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各种技校，从那里毕业的学员也会有他们的职业荣誉感。由此，该引导小镇青年多看向他们，也许能暂时缓解他们的焦虑。（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