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多次对外宣布，希望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扩大开放，而不是对部分国家扩大开放。在新形势下，我们应慎重思考并明确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在何处？

　　1949—1979年，我国并非完全没有“对外开放”，当时有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朋友，对他们是开放的。但是，这些国家既没有广大的市场，不能与中国形成很强的贸易互补优势，也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体制模式等可供中国借鉴。相反，他们依赖中国的大量援助。

　　1980年代后，邓小平同志启动的对外开放重心，是对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开放，核心是引进其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体制模式，来发展中国自身经济。对内改革即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根据我们的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借鉴、引进发达国家有益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开放与改革战略实践，是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因。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出口和进口并重”的外贸发展战略。具体而言，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外贸发展战略。具体而言，即“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提出，我们要坚定促进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中国政府多次对外宣布，希望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扩大开放，而不是对部分国家扩大开放。同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启动的对外开放的重心，是对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开放。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能为我国提供广大的外贸市场、高技术与高质量的产品、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及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营模式。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中方白皮书指出，我国政府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一方面坚定维护国家尊严与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也始终敞开谈判大门，希望通过平等对话与协商，友好解决双方分歧，维护中美关系合作的大局。同时，应该看到美方对中方在经贸方面的一些诉求（包括非市场导向的政策与实践、产业补贴与国有企业、强迫技术转让的政策与做法，WTO改革，以及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等），也代表着欧盟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诉求。这集中体现在美国、欧盟、日本于2018年5月31日、9月25日、2019年1月9日发表的三次联合声明之中。他们也会据此对WTO多边贸易体制提出修改完善的改革方案。

　　中国要发展开放的市场经济，希望与发达国家一起合作共赢，需要在对外经贸谈判中，考虑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某些关切，采取磋商、谈判解决问题的态度。对外经贸谈判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也不是单方面的寸步不让，而是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基础上的互相妥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与发达国家合作的整体基调。

　　这方面，中国已经与美国就经贸问题开展了积极的磋商和谈判。比如，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了元首共识。今年1月7—9日，中美在北京举行了初步会谈，会后双方各自发表了简短声明，都强调要落实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90天贸易谈判共识。1月30—31日，刘鹤副总理率领的中方团队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美方团队在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会后中美各自发表了声明。美国白宫声明认为，此次会谈涉及了广泛的问题，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网络窃取、市场扭曲、市场壁垒、货币在贸易中作用等。美国特别注重中方在结构性问题和减少美中逆差方面做出有意义的承诺等。新华社认为，中美讨论了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实施机制以及中方关切问题。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问题，同意进一步加强合作。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美贸易平衡化发展。据此，中美双方谈判关切的焦点主要是解决美中贸易逆差和一些结构性问题。

　　在亚非拉地区发展中，经济市场的发育状况和“一带一路”倡议成员方贸易市场的作用需要客观认识。2018年9月24日中方白皮书提出，中国坚定促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合作。2018年8月，中国举办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5周年纪念活动，并举办了“中非论坛”，宣布与相关国家进行更多国际合作。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和补充，但现阶段尚不能担当起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也无法成为对中国与美欧日开放合作重心的替代。这是因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仍旧比较有限，也难以为我国提供可供借鉴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市场体制。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首届进博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中国正在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显然，中国这些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和发展，是亚非拉发展中经济和“一带一路”倡议其他成员方所难以对接的。现实是，首届进博会有5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展，数量占比超过四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活力。但是，2018年11月22日国家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首届进博会按一年计的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其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累计意向成交为47.2亿美元，占比仅8.16%。“在578.3亿美元意向成交额中，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成交额最高，为164.6亿美元；其次是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成交126.8亿美元；汽车展区成交119.9亿美元；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成交57.6亿美元；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成交43.3亿美元；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区成交33.7亿美元；服务贸易展区成交32.4亿美元。”首届进博会成交的领域分布进一步证实，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在于美欧日发达经济市场。究其原因，发达国家能为我国提供广大的外贸市场、高技术与高质量的产品、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及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营模式。

　　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2018年4月12日就“一带一路”带来的债务风险提醒中方，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政局不稳定、体制不完善，中方要高度关注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可能存在的政治与经济风险。这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投资中要特别加以关注的潜在风险。中国需要防范开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被接受国误认为是“经济援助”的风险，因而需要亚投行牵头，协同英国、法国等AIIB西方成员方投资者，一道加入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行列，通过多边投资方来共同规避投资风险。　　

　　四、推动进出口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开放不断扩大，从未停下创新实践的脚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战略全局，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进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对外开放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2017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8年11月5日—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举办进博会是中国政府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加强经贸交流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以高质量的进口促进全球贸易平衡。同时，举办进博会也是中国政府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的伟大举措，以积极扩大进口战略有效满足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要。可见，创造性举办进口博览会是积极促进国际贸易平衡的重要手段，意义非凡。　　

　　经过改革开放40年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级品的贸易小国，转变为一个向全球出口主要工业制造品的贸易大国和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已经从一个出口主导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出口和进口并重的贸易大国。作为世界银行界定的中高收入的贸易大国，中国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可以通过积极扩大进口，包括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进而拉动全球贸易增长。首届进博会彰显出，中国不仅是一个贸易出口大国，更是一个贸易进口大国，借此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不平衡的忧虑，更是消除“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对中国可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单方面放大出口的忧虑。中方借助进博会向世界宣示，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推进“中国制造”对接“全球生产”，在全球生产链中嵌入“中国制造”的创新元素，为全球跨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进博会的举办进一步表明，中方坚定反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坚持中国进口带动全球贸易增长。在当前贸易摩擦升级背景下，中国消除贸易不平衡，可通过大幅增加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来缓解，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跨国企业把更有创新性的产品卖给中国，通过审慎扩大中国金融开放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由此来实现“中国制造”对接“全球生产”，形成中国进口带动全球贸易增长，进而反哺中国出口的良性循环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五、推动全面扩大开放

　　在重申中方对全球所有国家进行开放原则的同时，要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在于，维护以美欧日发达经济市场为主、亚非拉发展中经济市场为辅的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总体格局。这是因为，中国市场已接近于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制造业产值是美、德、日三国的总和还多。对外经贸领域，要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更加开放、高效、包容、普惠、平衡、多样化、共赢的方向发展，实现“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对接“全球生产”，形成出口拉动进口、进口促进出口良性循环的自由贸易体制。

　　首先，积极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

　　全球已形成美国、欧盟、东亚“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全球经济结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和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区域化格局相适应。在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下，从区域化的周边治理体系开始，去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中国有必要构建和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深度自由贸易区，如全面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中日韩自贸区”、 提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一是达到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二是达到关税和市场的高度统一。进一步降低和消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税，形成中国东盟“10+1”深度自贸区；逐步降低、消减东亚中日韩关税，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乃至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　　

　　其次，审慎应对中美货币政策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

　　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中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施压人民币汇率问题，这在全球贸易市场摩擦动荡的形势下，直接增大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风险。按照“十年一个弱势美元贬值期、交替六年一个强势美元升值期”假说，2015—2020年是强势美元升值期，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不断制造贸易摩擦，重点恶化中国外贸和投资环境。在强势美元调整窗口期内，中国应予以高度警惕，需要实施资本流出管控，特别是在中美为期90天的贸易磋商谈判中，避免过多地承诺扩大中国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而遭受短期资本回流向美国，给中方带来巨大的金融冲击风险。

　　美元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旧会保持国际货币的强势地位。据IMF统计，2018年第二季度在全球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仍高居62.25%，欧元占比20.26%，人民币仅占1.84%。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任重而道远。当前，可行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一是人民币与欧元一起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单方主导向多元化转变。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须谨慎。中美贸易争端中，中国最为脆弱的是金融市场，如果资本市场过快开放，会加大资本外流或者热钱涌入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有效的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防火墙，以应对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二是以更加智慧的方式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马云已成功推动了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系统在俄罗斯落地。该系统以虚拟交易货币即余额宝进行交易结算，但由于支付系统的最后担保机构是支付宝挂靠的银行，因而实质上最终是以人民币为媒介货币的。因此，借助未来十五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买方市场的优势（买方市场有权利选择何种货币支付），推动支付宝这一第三方支付平台走向国际化，既能体现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以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走向，也能助推人民币的新型国际化。

　　最后，中美双方都需要以合作而非对抗的姿态来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达成了新的共识，为中美妥善解决贸易摩擦问题指明了方向。美方同意自2019年1月1日起把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税率维持在10%；中方将同意从美国购买虽尚未最后敲定但数量非常可观的农业、能源、工业及其他产品，以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中美已同意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窃取、服务以及农业方面的结构性改变开始谈判。双方同意将争取在未来九十日内落实谈判成果。2019年1月7—9日，美国贸易副代表杰弗里·格瑞斯率领的美国官方代表团来北京进行贸易会谈，会后双方各自发表了简短声明，双方都强调要落实12月1日中美达成的元首共识。1月30日—31日，刘鹤副总理率领的中方团队前往华盛顿进一步开展中美经贸磋商，会后中美各自发表了声明。中美双方磋商谈判的焦点仍是落实中美元首共识，旨在解决美中贸易逆差和一些结构性改变问题。中方声明，将有力度地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服务产品进口，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可以在短期内推动中美贸易平衡化发展。

　　在WTO体制改革进程中，中美双方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和对方关切的经贸问题。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都应积极负担起大国的国际责任。中美两国作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和积极建设者，应推进双方在更多、更重要领域的积极合作，促进互利共赢。中美在寻求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同时，同样需要积极推进“禁毒”领域、朝鲜半岛无核化、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方面的共同合作。面对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下，我们有充分理由确信中美经贸合作远比对立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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