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的心在十年“文革”中冰冷到了极点。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赵忠贤，3月22日在参加中科院举办的纪念“科学的春天”40周年座谈会时，回忆起了“文革”中的待遇。那时，他在中科院物理所参与一项国防任务，既很辛苦，也很努力。但在和人因工作的问题而发生矛盾后，竟被骂“你个臭知识分子！”

一个“臭”字表明了赵忠贤的地位，也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那一时代的地位。

经过严冬的人才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

当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当邓小平掷地有声地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难怪知识分子高兴，多少颗冰冷的心开始温暖化冻了。

在座谈会上，中科院院士杨乐把那次大会称为“标志性的划时代的里程碑的会议”。而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前刚刚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第一批研究生的白春礼，也把那次大会称为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杨乐回忆说，在那次会议召开前后，邓小平就部署了一系列推动中国科教发展的举措。

邓小平是1977年盛夏时节复出的。他力主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随后又恢复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杨乐说：“那一年，我所在的中科院数学所准备招收27名研究生，而全国竟然有1500人报考，这是空前的。”现任中科院院长、中科院院士的白春礼也正是在那次研究生考试后走进中科院大门的。

中科院数学所的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世界领先，但他仅是一名助理研究员。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消息，陈景润破格晋升为研究员。那时他已经44岁，而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领域的成果也已问世10年之久了。那一次，杨乐也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职称评定也在各个研究所普遍地开展起来。”

40岁左右当研究员在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现在我们正是靠着一大批科学家，特别是中青年科学家的努力，才使我国科技发展由跟踪到并行，再到领跑。白春礼自豪地说，经过40年，我们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国家战略必争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科技创新能力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

这一切，均发端于“科学的春天”。用赵忠贤的话说，那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还通过了1978—1985年的科技发展规划。赵忠贤、杨乐、白春礼等人在科学的春天里逐渐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中坚力量。而他们之后的60后、70后、80后则沐浴着春风茁壮成长。

1978年，曹晓风还在北京中关村一小上六年级。班级里有30几个同学都是中科院的子弟。她经常听同学说，爸爸白天在单位做科研，晚上回到家还要加班加点。这种精神鼓舞了她。如今已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曹晓风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是沐浴着科学春天的阳光成长起来的。

而80后的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陈云霁则是从小就被科学吸引着，那时就立志成为科学家的他如今研发出了国际上首个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他深有感触地说，非常幸运，我们80后生在科学的春天，又在自己年轻富有干劲时，遇上了当今这样一个好的创新时代。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彻底解放了知识分子。它使中国几代科学人受益，也使中国受益。它是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