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史，尤其是西藏历史。此文原载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发布时有删减。

图为王川2008年7月在拉萨考察　王川供图

　　笔者：从您的论文及著作中可以发现，您一直深耕于西藏及康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史，为何会选择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呢？

　　王川：随着我最先在属于康藏地区的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地区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我对于藏族历史文化，尤其是藏汉民族关系史的了解，在研究中逐渐加深。当时许多老师辈学者也多次对我强调，与西藏自治区的“卫藏”研究相比，“康藏”“安多”等边缘涉藏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于是，我逐渐将自己藏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确定在藏汉民族关系史、近现代康藏地区社会史（也就是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史）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我完成了《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近代西康地区社会研究》《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等专著，实际上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相关论文的论文集。前两本书，非常荣幸地得到了李绍明先生的赐序，令我深受鼓舞，加强了我继续求知于藏学的信心。

　　笔者：作为研究西藏历史文化的学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具体研究情况？

　　王川：我对于西藏及康藏地区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方面为近现代川康地区民族史，“川康”即川康地区，介于四川省腹地与西藏之间，是清代后期起对四川西部藏族地区的称呼，亦是近代以来西南一地的习见语。这一地区因涵盖了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的“康”的大部分地区，且处于邻近四川省的康区部分，故而被称为“川边”。康区因紧邻四川、云南，成为历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交流沟通的主要孔道，对于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第二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国民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的相关探讨。回顾百余年近代史，处理好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总结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更是学术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而国民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在藏的设立及工作，既反映了国民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加强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我主持的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的9个项目，其背后逻辑大致围绕藏汉民族关系史进行的某一专项研究。我承担的4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基地项目，总结归纳其背后的研究逻辑之一，就是藏汉民族关系史。

　　笔者：您自2006年以来先后出版了《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和《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三部有关近代西藏及康藏地区社会史的著作。能否详细谈一谈这三本书的具体缘起、脉络与关系？

　　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出版于2006年，以我在四川大学的博士后报告《近代西藏昌都社会研究》为基础修订完成。根据我在昌都地区的两次社会调查，结合昌都地区档案馆所藏档案、口碑史料的进一步研究，该书以昌都地区为研究的地域范围，确定1840——1949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以综述为引，从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三个方面来研究昌都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成书于2009年，可以说是《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姊妹篇。这本书从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研究的宏观视角出发，基于对该地区的多次社会调查，通过剖析影响近代西康社会关系的各种因素，论证西藏地区、西康地区与祖国在民族、文化等多各层面的紧密联系。

　　《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一书于2022年出版，实际上是对我近年来川康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小结。本书分为政治联系、社会文化、经济交往等3篇，合计11章。“政治联系篇”以川康间的政治纷争、西康建省、川康地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近代川康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例为纲，梳理近代川康政治的演变态势；“社会文化篇”概括了这一地区的民间信仰，并分析其对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文化传统、丰富精神生活、参与社会教化等方面产生的作用；“经济交往篇”由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与成效，以及川藏茶马古道的产生、文化价值、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构成，着重论述川康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以及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历史意义。

　　这三册书的研究对象由点到面，是我在川康地区近代史研究不同阶段的呈现。其研究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即以区域史研究为出发点，从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研究的宏观视角出发，在多年来对我国涉藏地区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学、民族学（含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将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相印证、多种文献史料互证，以该区域的重大历史事例为纲，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层面，探讨近代西藏社会关系的演变。

图为《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一书封面 王川供图

　　笔者：从您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您对西藏及康藏地区研究重视跨学科思维方法的应用，能否谈一谈跨学科思维在藏学（藏族史学）研究中的意义？

　　王川：其一，注重历史活动中“人”的因素及其作用，注重社会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见物”与“见人”相结合，“见物”更要“见人”，是我二十余年的研究中一直坚持、奉行的理念。注重“人”，包括历史人物、社团、群体、一般民众，是我研究西藏历史文化的重要出发点。

　　其二，注重“多重证据法”。即历史记录的原始文献与实地考察的互证、文献与文物的互证、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的互证、多种文献史料互证等，是我在研究之中一直努力履行的方法。

　　其三，受“历史人类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的影响，看重田野调研，综合运用这一学科，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与方法。我的学术随笔《拉萨河畔60日——拉萨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便是这些田野感悟的一次呈现。类似的表达，还有多篇随笔文章。（中国西藏网 文/姜凌志 袁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