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军旗在战火中升起,创制过程曲折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人民军队的军旗曾有过许多式样,经历了从“借用”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到“仿制”苏联国旗,再从“借用”中华民国国旗到素面红旗等,最终创制八一军旗的曲折过程。
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可许多人并不知道,南昌起义时,我党领导的起义部队打出的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打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是受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良好关系的影响。南昌起义时,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表明共产党人坚持孙中山革命旗帜的决心,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真面目,团结起义部队中下层官兵,领导起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总方针要求下,仍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所以,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番号,打出的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关于南昌起义旗帜,张国焘在1927年11月8日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中讲到:7月30日我党发表宣言,说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又说孙中山之光荣旗帜永久在革命民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张国焘的信中还提及:新国际代表来,我们曾问他对此宣言意见,他说大致很好;我记得当时曾问国际代表:我们现在对国民党态度究竟如何?他说国民党的旗帜还是要用的。
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与中华民国国旗(俗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相近,只是将“青天白日”移至旗幅中心,左侧加上标有部别番号的旗标。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时,定此旗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仍认为:由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选定的国民党旗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别旗帜,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同时,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而在此前后,中共湖南省委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必须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帜,打出自己的旗帜。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研究举行湘赣边秋收起义。会议决定:这次起义要公开使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正式亮出工农武装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
两天后,毛泽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判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对于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共中央并不认同。8月23日,中央回复:“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是不对的。”
1927年9月中下旬,事情开始出现转机——
1927年8月9日,布哈林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当前时期的特点是革命已遭到严重的失败,革命正转入到更高的阶段,即为实行工农专政而进行直接斗争的阶段。”这一阶段,“必须把苏维埃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斗争的口号,并着手组织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苏维埃”。8月10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了这一报告,即“八月指示”。很明显,共产国际的“八月指示”放弃了原“七月指示”中的“左派国民党策略”。但因路途遥远,通讯不便,“八月指示”直到9月中旬才传达到中共中央。
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帜。10月10日,中共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再次指出:“沪宁武汉先后反共……将国民党的旗帜来做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的文饰。”“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
谁设计了工农革命军军旗?
由打国民党的旗帜,到打共产党自己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曲折的认识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湖南省委对此的认识,走在了中共中央的前面。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中共湖南省委未贯彻中央两次复函要求坚持打国民党旗帜的指示,而是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
中共中央也于秋收起义的10天后意识到了“改旗易帜”的必要性,非但没追究毛泽东,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还于1927年9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不无感慨地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毛泽东。”
1927年9月初,中共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在此前后,参加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第1、第2、第3团。师部和第1团(即原警卫团)驻修水县城。为做好起义准备工作,9月初的一天,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谋部奉前敌委员会之命,在驻修水的参谋处办公室设计、制作军旗。
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推断,旗帜应当是第1师师部,更确切地讲是师参谋部组织设计制作的。
何长工在《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一文中记述:旗子和袖章的图案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他在《艰苦的岁月》中记述:由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靠旗杆有一条10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
梳理多方当事人的回忆,工农革命军军旗的主要设计者应是何长工。1988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电《何长工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中写道:“是他,1927年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亲自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工农革命军军旗设计好后,修水县城的数十名裁缝纷纷请缨,义务承担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经过突击共制作了100面,标识不同的部队番号,再发到各团、营、连级单位。
由于历史的曲折,这100面旗帜都没有保存下来。值得庆幸的是,1928年3月底至4月上旬,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驻湖南桂东沙田村期间,留有一些宣传壁画,其中有一面较为清楚的军旗画,展现了当时工农革命军军旗的样式。漫画中,标有镰、斧和五星的旗幅,标有部别的旗裤,还有旗杆,军旗诸要素大部齐全。虽有漫画式的夸张,却不影响我们对原军旗式样的想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直观资料。
9月11日,起义部队高举鲜红庄严的军旗,举行秋收起义。
工农革命军军旗整体式样仿效苏联国旗,而镰刀、斧头交叉叠加在五角星内的造型则仿自苏联红军袖章图案。1919年1月,苏联工农红军袖章的基本图案即镰刀、锤子交叉叠加在五角星内。
区别于苏联国旗的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旗”以斧头代表工人,没用锤子。何长工等在借鉴时不可能不清楚苏联国旗上标的是“锤头”不是“斧头”。之所以被明确改为“斧头”,应当是有原因的。中国当时的实际是,代表传统手工业者形象的“斧头”,比代表产业工人形象的“锤头”,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斧头”相比“锤头”更具有力度,体现出对中国革命艰辛的认识。
现在许多研究文章把“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旗”作为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但与秋收起义同期,海陆丰起义也高举起了标有镰刀、斧头、五星的红旗,与工农革命军军旗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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