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动画电影《雪域少年》上映，将世界上迄今演唱篇幅最长的史诗《格萨尔》改编搬上荧幕，让人们以电影艺术方式了解传承千年的藏民族英雄故事。《格萨尔》为何被称为“东方荷马史诗”？它又如何形塑中华民族文化？它的抢救性保护和传承发展为世人带来哪些启悟？近日，西藏大学原藏学研究所藏族历史文化研究室主任巴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格萨尔》史诗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它何以被称为“东方荷马史诗”？

　　巴桑：这部史诗不仅在西藏家喻户晓，在青海、四川、云南、甘肃，乃至内蒙古等地都广为流传。它主要讲述了格萨尔从天界下凡人间，降服妖魔、除暴安良、救扶贫弱、反抗压迫、造福百姓的英雄故事。从史诗体量看，《荷马史诗》共24卷，约3万行诗行。而《格萨尔》史诗共120多部，100多万行诗行，至少2000万字，从篇幅看，远超世界几大史诗总和。

　　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格萨尔》史诗原始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化隆分章本》(藏文)和珍贵汉译资料本《格萨尔传奇》。巷欠才让 摄

　　这部史诗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等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格萨尔》史诗传承方式属于“活态”传承，“活态”传承的说唱艺人又多为被赋予神秘感的“神授”艺人。这类说唱艺人极为特殊，或大病一场又或是做梦醒来，便能说唱史诗。除了所谓的“神授”艺人，传承艺人还包括掘藏艺人、圆光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等。说唱艺人更多来自如西藏那曲、青海玉树等牧区。

　　自古代到近代，众多说唱艺人的出现和传承，也让我们了解了《格萨尔》史诗的清晰脉络。

2023年8月9日，那曲赛马节上，格萨尔说唱艺人登台演出。赵朗 摄

　　中新社记者：《格萨尔》史诗如何形塑中华民族文化，其又是如何形塑中华民族精神的？

　　巴桑：个人认为，中华各民族文化间共同点在于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格萨尔》史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格萨尔王传·加岭传奇》反复歌颂的汉藏友谊便是爱国主义观念的一种体现。诗中有不少内容直接唱出了这一主题。如，挤奶姑娘为格萨尔的谋臣穆弯圆梦时唱道：“大臣向宛的帐顶上，有一匹汉绸飘起，那汉地白绸出现在藏地，象征着汉藏两家的友谊。”

　　整部《格萨尔》史诗的内容虽然有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烙印，但其主旋律是期望民众安居乐业，天下安乐祥和。在向其他民族传播的过程中，《格萨尔》既从这些民族地区吸收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又反向输送了藏文化的诸多因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格萨尔》不仅是藏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面多棱镜。史诗通过格萨尔南北征战、降服妖魔的故事主线，展现了当时各部落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目的就是造福百姓，最终实现和平安宁的美好愿景。

　　中华民族精神由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格萨尔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局部折射。向往和平是格萨尔精神的内核，具有普世性、利他性。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理念契合。

取材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英雄格萨尔》演出剧照。安源 摄

　　中新社记者：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投入大量资金组织开展大规模民间艺人普查、版本搜集和有关传说等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巴桑：新中国成立后，《格萨尔》史诗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等规划重点科研项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格萨尔》研究从民族地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扩大了《格萨尔》史诗的影响力，也改变了中国史诗研究的落后状况。

　　20世纪80年代，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这一“口传”文化艺术也从山间、荒野、草原走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

巴桑在做《格萨尔》史诗整理工作。贡嘎来松 摄

　　就西藏大学而言，在1978年(原西藏师范学院)便成立了《格萨尔》文化抢救小组，如今发展成为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室。此前一直跟踪记录“国宝级”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抢救了扎巴艺人的说唱录音近1000小时，计25部，至今已出版17部。

　　另一位是斯塔多吉，据说他在8岁的一天梦醒后便能说唱《格萨尔》史诗，已录制完成了335个小时，出版了两部斯塔多吉《格萨尔》说唱本。他接受现代教育，在西藏大学完成了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教育，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他研究总结自己说唱格萨尔的经历，已成为现代研究型格萨尔传承人。

　　格萨尔研究室从录音到影像，长期系统记录两位艺人的说唱经历，这对于学术研究极为有益。

青海省杂多县第二民族完全小学的学生表演格萨尔史诗说唱艺术。苏丹 摄

　　中新社记者：口传文学较易失传，是什么原因让《格萨尔》史诗代代传承且成为如今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传承《格萨尔》史诗？

　　巴桑：《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杰出英雄史诗，以朴实、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散韵结合形式记录下来，民间基础非常扎实，口传也是《格萨尔》史诗最初的传播形式，至今仍存在，这种形式也是《格萨尔》史诗传播发展的活力和根基。

　　当然我们也必须关注到，现代化、信息化语境变迁，传统的口传形式最终是否会消失？曾有不少学者，对于艺人口传艺能消失做过分析研究，也提出不少对于艺人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但仍未达成共识。

　　另外，国家在《格萨尔》史诗的抢救性记录、普查艺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史诗的数据化、出版均与这些工作密不可分。

　　2019年3月，含多民族、多语种、三卷30册约2500万字的《格萨尔文库》在北京出版发布。邢利宇 摄

　　《格萨尔》史诗已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其中不少内容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尼泊尔等国语言文字。

　　现在也有艺人通过当下流行的网络直播方式传播这部史诗，但仅是片段传播，又局限于语言，但也不失为一种传播方式。

　　最近改编自《格萨尔》的动画电影《雪域少年》登上荧幕。这部电影不囿于语言限制，让史诗从有限范围走进大众视野，被更多人关注到。当然，也不只是《格萨尔》，任何优秀文化的传播，同样需要创新形式，打破语言壁垒。

　　受访者简介：

西藏大学原藏学研究所藏族历史文化研究室主任巴桑

　　巴桑，西藏大学原藏学研究所藏族历史文化研究室主任，从事藏族历史文化与格萨尔史诗研究，先后出版了《吉日珊瑚》、《安定四元》《森玛马宗》《斯塔多吉格萨尔专辑》《中华史诗—斯塔多吉格萨尔说唱》等。在《西藏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