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是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标。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共的治藏方略及实践与历代王朝相比发生了本质变化。中共十八大以来，治藏方略的成功实践更彰显了执政能力的提高。为什么说从实践效果、历史成就及东西横向比较来看，新时代治藏方略在西藏的实践是成功的？近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车明怀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详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共与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有哪些不同？

　　车明怀：各朝代治藏之策的实施，奠定了中央政府对西藏有效管理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藏方略及其实践有了质的变化，和平解放、新型治藏方略得到全面执行。和平解放前的几百年间，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一直停留在“羁縻”或仅仅委托地方土官“相机而治”的低层次、低效能局面，没有像其他省市省份那样由中央设立基层组织，缺乏自上而下的强力机构，这种管理形式到清末就暴露出弊端，当西藏面临帝国主义入侵、地方各种势力的纷争内斗时，中央政府难以及时应对，已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变化。

　　西藏和平解放，则彻底改变了封建王朝落后的管理形式。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肩负起保卫祖国边疆的重任，各级党政组织深入基层，负起管理社会、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为各地人民群众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责任。特别是民主改革后，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种权利，各级党政干部与劳动群众一道建设家乡，管理地方，昔日部族纷争、邻里仇杀、山头林立、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从此彻底结束。这种变化反映了新中国的治藏方略及实践与历代封建王朝的本质差异。

　　中新社记者：中共早期便对解决民族地区问题有着具体主张，在涉藏事务上做出了以往中央政府无法实现的承诺，制定这些政策的考量来自哪些方面？

　　车明怀：应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为各族人民谋幸福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有效践行。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共在西藏主权及涉藏事务等问题上的承诺是以往中央政府无法实现的，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建立并巩固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防；二是推翻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百万农奴；三是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西藏各族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发展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事业，保护生态环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拉萨堆龙德庆区德庆村村民举行传统春耕仪式。中新社发 李林 摄

　　实现人民的政治解放、人身解放、生产力解放，为西藏各族人民谋幸福是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初衷。在领导西藏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西藏各族群众。如和平解放西藏、执行协议、修筑公路、开荒生产、扶危济贫，特别是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农奴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建立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西藏的生产力由此获得了空前解放，人民当家作主，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西藏各族人民真正过上了幸福生活。

　　如果说中共领导人在制定西藏政策时有哪些考量，可以用两句话予以概括，即：“国家的利益大于一切，各族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一些西方国家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制度有何差异？

　　车明怀：由于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欧美很多少数族群不愿意在公共生活中暴露自己的族群身份。由于没有族群身份的法律认定，很多欧美国家也不可能针对少数族群存在的社会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人权保护，更谈不上对少数民族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优惠倾斜政策。最近几年黑人被杀的情况频繁在美国出现，黑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就是力证。

　　从中共治藏方略及其实践可以看出，中国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在民族政策及其实践上差异明显。政治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当家作主得到充分体现；经济上，少数民族不仅享有经济社会发展全部成果，还享受到国家为西藏制定的各种特殊优惠政策，在城乡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安居、扶贫脱贫等方面得到全面体现。文化上，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得到全面保护和发展，从语言文字到文物古迹，从古籍整理出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此同时，西藏各民族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与全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展现出时代风貌以及应有的自强、自信与自豪，各族人民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而奋斗。

西藏交警为朝佛信众发放反光背心保障安全。中新社发 李林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新时代治藏方略在西藏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践，其中有哪些鲜明特点？

　　车明怀：以中共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治藏方略及其实践获得了巨大成功。成功之处显见于顺利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五位一体”的目标，具体表现于经济综合指标快速增长、社会大局稳定、脱贫攻坚成果显著、民生幸福感增强、民族团结巩固、宗教日益和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生态与环境不断向好等。

　　新时代治藏方略在西藏实践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广泛的人民性和显著的创新性等特点。

　　历史地看，中共的治藏方略及其实践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也就是一代代人永葆初心，一以贯之，使治藏方略传承下来并根据社会发展进程不断发展。比如，中共积七十多年的治藏经验，将和平解放以来的治藏成功实践完美地衔接下来。在1980年、1984年、1994年、2001年、2010年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重要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发展需要，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六个必须”的治藏方略并贯彻实施。时隔五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十个必须”，既涵盖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六个必须”的全部内容，又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内容更为全面、深刻。应该说，这是中共新时代治藏方略在西藏成功实践的全面升华。

西藏拉林高等级公路。中新社发 张巍 摄

　　中共治藏方略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是中共立党之本和宗旨。自西藏和平解放至今，治藏方略的理论与实践皆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也就是说，为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而矢志不渝，不遗余力。几代领导人制定西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西藏各族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新时代治藏方略及其实践更是如此。

　　再就是新时代治藏方略成功实践的创新性。不断创新是中共治国安邦的活力之源，是新时代治藏方略成功实践的鲜明特点。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中共治藏方略，在实践过程中多有创新。特别是突出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如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建设方面，着眼于民生幸福和社会和谐安定，创新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在经济建设领域，铁路、公路、航空建设与生态建设并重，扶贫搬迁与强边固本并举；在民生、社会领域，实现了全部脱贫，农牧民生活进入现代化水平，保障以家庭为单位必有的基本就业、创新社会事业服务机制一站式服务，创新组团式援藏；在民族团结方面，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宗教工作中，着眼于宗教和顺和睦，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都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具体体现。

　　受访者简介：

车明怀。中新社发 李林 摄

　　车明怀，曾担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副院长、社科联副主席等职务。曾多次参与涉藏白皮书的撰稿、讨论或修改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主要著作：先后主持编著出版《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边疆忧患录》《天朝筹藏录》《执政中国·西藏卷》《民国藏事乱局留给后人的启示》《中华民族历史背景下的藏事论衡》等历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