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前的今天，中国人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第一代登山人拼尽全力，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珠峰之巅。

　　62年后，今年的5月4日，珠峰科考，再次登顶——如今的登山者，也是科考者，2017年启动的第二次青藏科考，在这里迎来高潮。

　　登顶，是全民见证的高光时刻；背后，又有哪些创造历史的巅峰使命？科考归来，中科院院士朱彤一脸“高原红”，接受了央视新闻《相对论》记者庄胜春的远程采访。作为珠峰大气与人体健康科考分队的负责人，他说，每一次攀登，都是在努力完成一块有关未来的“拼图”。年近60岁的他，虽然这次只能前进到海拔6000米，却也有了更“高”的目标。

【视频】我在珠峰，完成一块“拼图” 

　　5月4日凌晨3点，“巅峰使命”珠峰科考队从前进营地出发，开始登顶。队员们每人负重15公斤，于中午时分，将自动气象站背上了海拔8830米。

登顶科考队员们在海拔8830米架设自动气象站

　　珠峰大本营，阵阵掌声响起，科学家们举着手机拍照录像。直播画面里，队员们为了拼接连线，零下二十多度摘下手套，抓住时间窗口，加紧操作。朱彤看着，兴奋又心疼：“虽然气象站已经模块化，设计得很简单了，但如果未来有可能再简化，会更好。”

　　我国珠峰科考，由此突破了8000米海拔大关。除了气象站，科考队员们还首次在峰顶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冰雪厚度、采集冰雪样本……“这些可能都是人类以前从没有实现过的，突破了我们过去很多观测和认识上的局限，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叫前沿。”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启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那时，珠峰上的物资运送只能靠人力或牦牛，野外科考时，学生们只能依靠三大件——地质锤、罗盘、笔记本，老师才能用上照相机、气压表。

　　如今，在海拔五六千米，直升机载人运货不成问题，“以往走一天的路，十几分钟就到了”。朱彤还带领小分队，在珠峰大本营首次释放了由我国自主研发的臭氧探空气球，“有了我们自己研发的仪器，就可以实现定制，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些前人没做过的事。”

　　朱彤说，如果说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从0到1”，证明了我们“能够做”，如今的第二次青藏科考，“证明我们不仅仅能够做，还能起到引领作用。”

　　朱彤今年即将迈入60岁。这次珠峰科考，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到达海拔6350米。最后虽有遗憾，却也到了6000米。他每天负重“拉练”，徒步穿行于珠峰大本营与绒布冰川间。

　　这，是极高海拔地区的生理适应科考研究。为的是观测不同海拔、臭氧和缺氧协同作用下，会对人体产生哪些动态影响，日后也许能为更多科考队员、援藏干部上高原降低风险。朱彤自己，也是被观测对象之一。

　　回到北京的朱彤，脸上还带着“高原红”。“很多人都好奇您60岁了，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去参与这个实验？”央视新闻《相对论》记者庄胜春问。

　　“是这样，我还没到60岁，我还差几个月。“朱彤笑着回答，不失“严谨”。“自己亲身参与的话，才会发现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可改进的地方。比如，亲身抽了血样，才能感受到补充一些葡萄糖水，会让身体更加舒适。”

　　“珠峰有太多未知的东西。我们在2001年去珠峰之前，并不知道珠峰的臭氧浓度会这么高。所以，我们在看全球变化的时候，不光要在家门口测，还要到气候变化敏感的地方，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到南极、北极、‘第三极’，这可能对我们认识地球更为关键。”

　　1999年，不到37岁的朱彤从海外回国。2001年，就开始了对珠峰的研究。20年过去了，再看青藏高原，再看珠峰，朱彤说，“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

　　“我们讨论的生态系统安全、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影响都与青藏高原关系密切。青藏高原蕴含着大量资源，这些资源未来能否为人类所用，怎样在人类活动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以系统的眼光全面把握它、保护它，是未来面临的更大挑战。”在朱彤的眼里，臭氧的研究、人体的监测……这些空白的领域，都是青藏高原研究中的“拼图”。

　　“您会想登顶珠峰吗？”

　　“这个野心我原来是没有的，但这次能到海拔6000米，以后也许能到6350米、也许能到7000米……不敢想象的这些目标，都是有可能的。”

　　“假设到了峰顶，您最想做的是什么？”

　　“带几台大气污染测量仪器，到珠峰顶上亲自做一次观测，这是最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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