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新西藏的国家干部”
人物背景:
多庆,男,生于1939年,现年80岁,现住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仁布县仁布乡行夏村。
民主改革前,多庆家祖祖辈辈是农奴,一直在帕多庄园做“差巴”,承担着繁重的劳役,遭受着农奴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挨饿受冻,衣不蔽体,病了只能听天由命。民主改革后,多庆一家不仅分到了土地、住上了房子、获得了自由,还上了学,当上了乡干部。如今,多庆一家四世同堂,生活幸福。
“有一次,我在庄园干活,因为没达到农奴主的要求,被农奴主用木板抽脸,打得我满脸是血,混着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淌,脸肿得一个星期都张不开嘴,但没人在意我的死活。”回忆起那段黑暗的岁月,80岁的多庆依然心有余悸。
“旧西藏有首民歌:‘连枷折断不可以,因为是我借自别人手里。我若死去不可以,因为我是人家的奴隶。’你看,我们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人权。”多庆说,在旧西藏,农奴主不仅掌握着农奴的生杀大权,还通过乌拉差役对农奴进行残酷奴役。从多庆记事起,各种劳役就没有停止过。
“那时,我每天要上山给寺庙采集制作藏香的原料,还要到庄园干很多杂活和农活,每天早出晚归,累了也不敢休息。”多庆说。
身体不属于自己,生命任由农奴主处置,连满足最基本的温饱都是一件奢侈的事。“那时候,在庄园干一天活,只给一勺糌粑,有时连一勺糌粑都不给,忍饥挨饿是常事。”而最令他痛心的是姐姐的死。
多庆18岁那年,亲眼看着姐姐被强行带走,从此音讯全无。“民主改革后,才打听到当时姐姐被带到了拉萨,没多久就被活活饿死。”多庆悲痛地说。
为了填饱肚子,农奴除了向农奴主借粮外别无他法。但这恰恰是农奴陷入无底深渊的开始。
“当时,我家在山上有几分地,靠天吃饭,每年产量极少,还要给庄园交税,根本养不活一家人。为了不被饿死,只能向庄园主借粮食,还不上粮食,就逐年增加利息,越积越多,根本没有还完的一天。”多庆说。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雪域高原终于拨开乌云见太阳。1959年,民主改革惊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多庆一家也迎来新生。
“共产党和解放军来了,给我们分了土地、牲畜和房子,我家一下有了41亩地。”多庆回忆说,有了自己的地,大家干活的积极性特别高。
在跟随解放军修路时,多庆上了扫盲班。1962年,他当上了乡里的委员,4年后又被推选为乡里的文书,直至1988年退休。
“共产党来了,我们的好日子才开始。”多庆感激地说,“我家世代都是农奴,男丁是强钦寺的农奴,女丁则是噶厦政府的女佣,家人聚少离多。而现在,我和儿子在家安享晚年,孙子在做生意,曾孙子在上学,儿孙孝顺,家庭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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