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直接反映禄东赞受松赞干布派遣，向唐太宗请求和亲史实的著名历史画卷《步辇图》，近日在首都博物馆《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亮相。假如唐朝有新闻联播，《步辇图》所描绘的内容，一定是当天要播报的重大新闻事件。这是一次唐太宗极为重视的国事活动，阎立本作为特派记者，用画笔记录下历史的瞬间。

穿越千年的历史性接见

此图忠实地还原了公元641年唐太宗接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这次接见是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政治联姻的重要组成部分。画幅近1.3米，画面一目了然，左侧三名男子依次排开，没有绘制任何背景作为衬托，红袍男子为典礼官，负责引见，他面露恭敬之色。居中一人，身材瘦削，规矩之中颇显拘谨，此为吐蕃特使禄东赞。他的长袍上绣满了动物图案的文饰，是吐蕃人特有的装束。最后身着白袍之人为一名内侍官。与此相对的是右侧的一群人，唐太宗居中，身形明显大于簇拥在周围的9名宫女。这种人物大小尺寸的处理方法符合古代画像的惯例，重要人物一定大于侍从。这些女子或手抬步辇，或手执掌扇，或扛举红色华盖，缓步向左而行。注意她们的脚步，正在走动的样子。人群后的背景同样空白一片，后人无法得知接见的地点选在何种场地。9名宫女神情自若，仪态万方。

如果细看人物前后的安排，不难发现阎立本的巧妙用心。最前面的两名宫女，头部略微前倾，最后面的两名宫女身体同样微微后仰，如同盛开花蕾的最外围花瓣，向外翻转；剩下的5名宫女身体侧向唐太宗，呈现向中心倾斜状，如内层花瓣呵护的花蕊。唐太宗处于中心位置。这是行进队伍丝毫不显杂乱的原因。全幅作品用色简洁，照顾到了左右的呼应。三名官员足下的靴子、腰间的束带、头戴的官帽，均为黑色，与唐太宗的青黑色软冠以及众宫女满头的青丝，串起了左右人物，暗喻众人处于同一个事件之中。由于此次接见事关大唐与吐蕃的和亲事宜，整幅作品以红色为主打色，以显示喜庆氛围。特别是宫女红鞋与高至胸前的裙衫中条状红色配饰，给这次正式召见带来了轻松活跃的气氛。

主角当然是唐太宗，只见他面目俊朗，目光深邃，平和的神色之中透出稍许和悦之色，既显露出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又预示着后面的接见应该是一派友好的问答。

吐蕃使者禄东赞，微微躬身，与其说谦恭有礼，不如说他在察言观色。此人在史料上有详细记载，他虽不识字，却明事理，懂礼仪。松赞干布即位后，受命辅佐朝政，创立法制，巩固王权，开拓疆域。因此，松赞干布委派如此重臣觐见大唐皇帝，可见对和亲之事的重视。至今，民间还有各种演绎故事，传说特使请婚期间，不巧遇到来自天竺、大食、仲格萨尔等国的使者，他们也企盼与大唐皇族通婚，搞得唐太宗颇为棘手，只好“择优录取”。于是，民间自古就有“六试婚使”的段子，说禄东赞机智过人，次次闯关成功。这当然是民间八卦，但至少说明，文成公主与吐蕃和婚是当时的重大新闻。

从纯粹的绘画角度看，作者阎立本在人物的表现技法已相当熟练。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于圆转流畅之中不失持重，笔致时带坚韧之质，做到了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服饰晕染充分，层次丰富。在色中辅之以墨笔，起到了很好的调配作用，如人物所穿靴筒的折皱等处，均注意了墨色的变化，显出较强的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纯净，大面积红色块与屏风扇上的石青色，互为依靠，观之舒朗，富于鲜明的视觉吸引力。

此图虽属阎立本名下，也有研究认为是北宋初期的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北宋章伯益用篆书记录下的文字：“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琊长公主外孙女妻之……”宋此段之前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新装裱时的题记两行。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以后，吐蕃人在很多地方都安排了马匹、牦牛、食物和饮水，准备以最隆重的方式一路迎接。待公主从长安正式出发后，松赞干布亲率欢迎队伍由拉萨动身直奔青海迎接。松赞干布高兴地说：“我今天能娶上国大唐公主，实在荣幸。我要为公主建造一座城，作为纪念，让子孙万代能与上国大唐永远亲和。”他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在拉萨修建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

此次和亲不仅为当地带去了大唐的友好与善意，而且促进了吐蕃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文成公主带去了大批丝织品和典籍，还有许多树木、果蔬的种子，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青藏高原，惠及普通藏民方方面面的生活。此后，吐蕃定期派送大批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长安的妇女们也一度风行吐蕃人将脸涂红的风俗，称之为“吐蕃妆”。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对加强汉藏两族的联系、团结，发展藏族的经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后世的敬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内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塑像。

与六籍同功的艺术典范

作者阎立本，唐代雍州万年人，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临潼人。他出生后第三年，隋炀帝杨广登基。到他18岁之时，改朝换代，跟随其兄长阎立德一步跨入唐朝。阎氏家族自北周起，世代高贵。阎立本的父亲阎毗，曾娶北周武帝的女儿清都公主为妻，也就是说，阎立本是北周武帝的外孙。在当时，他的父亲及兄长立德都是有名的工程学家，曾负责修筑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从洛口至涿郡一段。朝代虽然更迭，阎家子弟的本领，为任何一个政权所急需。唐太宗果然委以重任，让阎氏兄弟负责昭陵的修建工作。在中国美术史上，阎氏兄弟以画家身份位列其间，而在唐史上，明确记载着阎立德曾任刑部侍郎，阎立本在唐高宗初年，代替兄长做了工部尚书，直至右丞相——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理工科出身的毕业生最终做到了副总理的职位。除了这些治国的大才，阎氏兄弟还擅长丹青。想必他俩从小随父亲学习工程，随便培养出对美术的爱好。唐太宗发现了这一点，每有重大国事活动，必要求兄弟俩在场，把重要场景绘图记录。这件《步辇图》很可能是兄弟俩合作完成的作品。据说，阎立德经常为皇帝设计礼服及仪仗车乘，甚至连装修皇宫的活儿都干过。史载，阎立德曾奉旨作《文成公主降著图》，描绘了唐太宗把公主嫁到西藏的经过。估计画面上出现了文成公主的形象。这样推测，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应为哥哥作品之前奏曲了。

当然中国绘画史对阎立本的记述多过其兄。画史称赞阎立本线条刚劲有力，设色古雅沉着，人物刻画细致。除此图外，流失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是他的另一件重要作品。另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贡职图》和《萧翼赚兰亭图》。看看这些画作名称，不难发现，阎立本传世的作品几乎全部涉及主题性创作，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极为明确。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完全是因为大唐皇帝看重了他们的实用美术才能。

唐代著名艺术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开宗明义：“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他突出强调了绘画的社会文化功能，特别是道德教育的意义，否定了将绘画仅仅看作是怡情悦性之事的观点。《步辇图》作为中国美术史的十大名作之一，恰恰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艺术典范。因此，首都博物馆的本次“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能够请出故宫博物院轻易不展出的《步辇图》，其意义不仅在于艺术价值的欣赏，更在于表明西藏与祖国密不可分的牢固关系，源远流长。应该说，此图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其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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