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昆仑，采的是什么药？

蕨麻种子 作者供图

蕨麻 作者供图

　　新见秦刻石的重大发现，不仅实证了中原与青藏高原的早期交流，更引发对秦始皇遣使远赴昆仑所采的“仙药”，究竟是何种物质的讨论。结合文献记载与最新考古发现，答案或与青藏高原特有的藏药存在紧密关联。

　　新见秦刻石中“采药昆仑”的明确记载，与《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徐福东渡“求药蓬莱”的典故形成鲜明对照。多位学者从历史文献与文化交往研究视角出发，均认为所采药物为“不死药”。这些推测起初虽停留在文献层面，但近年来与藏药相关的考古发现，为“不死药或为藏药”的论断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

　　藏药“仙性”的记载与发现

　　藏药学的早期历史在典籍文献中充满了神秘色彩，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古代藏药实物遗存，但在青藏高原多地出土了藏医的工具，这些实物遗存从年代、产地到功能，均与藏医药经典《四部医典》等典籍及“昆仑采药”的古老背景相互印证，为破解“不死药”谜题提供了证据支撑。

　　新石器时代的昌都卡若遗址出土了数百件骨器，其中有6枚骨凿子，被藏医学研究者认为是为患者伤口取脓或为患者放血治病的医疗工具。在藏医学中，针刺不同穴位放血量不同，扩散症、紊乱症、疫疠、炎症、创伤、痛风、内脏脓疡、湿疹、黄水病、麻风等，均可通过针刺放血疗法施治。

　　现存最早的藏药文献记录可见于《月王药诊》。此书成于公元8世纪，然而在此之前，藏药知识体系应当已历经相当程度的发展与积累，方能形成系统化的著述。书中提到，在五源（土、火、水、风、空）俱全的圣山中，植被繁茂、资源丰富、气味浓郁、色彩鲜明，此环境可治疗隆、培根、赤巴及其合并症。圣山的不同山峰被赋予特定象征：中峰阿乔达代表灵魂，南峰固纳萨主司感受，西峰阿瓦若主司观念，北峰斯达主司行为，其中阿乔达居于中心地位。上述内容均源自藏医学的口传传统，反映出在古代观念中，藏医药被广泛认为具有治愈一切疾病、达成所有愿望的全面效能。

　　同期的藏医学典籍《四部医典》中记载，在传说中仙人居住的药城“善见城”中，建有一座以五种珍宝建造的无量宫殿，殿内陈设各类珍贵药材。这些药物被认为能够治疗龙病、赤巴病、培根病及其合并症、综合征等四百零四种疾病，具有清热解毒、温散寒邪的功效，甚至可祛除八万种邪魔，助人实现一切愿望。从描述来看，这些药材的功效被赋予近乎“不死药”的神圣地位。

　　昆仑“嘉果”与藏药蕨麻

　　“采药昆仑”之药，有可能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动植物，或来自藏族日常饮食。敦煌莫高窟曾出土大量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古藏文文献，其中包括六篇吐蕃时期医学文献，分别为《医疗术长卷》《医疗术（一）》《医疗术（二）》《火灸疗法（一）》《火灸疗法（二）》及《藏文穴位图译文》。据藏医专家罗秉芬等学者研究，这些文献所载药物多取材并命名自青藏高原特有的动植物，反映出该地区独特的气候、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例如，《医疗术（一）》中记载的动物药包括“牦牛”，植物药有“唐古特青蓝”“安多芥子”等，均为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其名称亦源于此。文献中所列医方如“食热牛血、酥油、糌粑、酸奶”等，直接取自藏族日常饮食，后逐渐发展为藏医学中特有的方剂。

　　《山海经 西山经》中记载的昆仑“嘉果”，以“食之不劳”的独特药用价值被视为仙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的形态描述，与产自青藏高原的特色药物——蕨麻高度吻合。在藏药体系中，蕨麻素以补气血、消劳倦的功效著称，这与“食之不劳”的古籍记载形成了呼应。

　　秦与羌人的藏药交流通道

　　除上述文献所载的证据外，秦与羌人在长期军事对峙与文化互动中形成的交流网络，也构筑了人员往来与物质交换的通道，这为后世“采药昆仑”活动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性基础。关于羌人与藏族的关系，学界普遍认同“羌藏同源”之说。

　　《史记 西南夷列传》与《后汉书 西羌传》中的记载暗示了羌人制药的可能性。其中，《后汉书 西羌传》记载的秦厉公时代羌首无弋爰剑传播农耕技术一事尤为关键。这一技术引进不仅改变了羌人的生计模式，更标志着羌人对高原生态环境的适应与利用进入了新阶段。随着农耕定居的发展，羌人对周边各类植物的习性、功效及矿物的特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其系统性地认识和利用昆仑山地区的药物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至公元8世纪才被正式定名的藏药体系，在公元前就很可能已初具雏形。

　　在秦国与羌人的边境地带，羌人以其畜牧产品换取秦国的铁器、陶器等重要物资，形成了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正是在这种密切的往来中，与羌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藏药知识，极有可能随之传入中原。一个有力的佐证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明确记载了名为“戎盐”的药物，学界普遍推测它是在古代通过羌人传入的一种藏药。这类交流使中原的秦人得以知晓羌人地区拥有独特且高效的“疗疾延年”之物，从而为后来主动遣使前往昆仑等地“采药”积累了关键的信息基础。

　　“采”与“求”的态度差异

　　将文献和刻石对比来看，在当时往东去往蓬莱山寻找长生不死药的记载中，均使用“求”字来表述，例如《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而尕日塘秦刻石中提及相关内容时，使用的却是“采”字。秦始皇对东方蓬莱仙药与西方昆仑药物，分别使用了“求”与“采”二字，这一用词差异微妙却深刻地揭示了其认知上的区别：“求”仙药于蓬莱的“求”，蕴含着对海中仙山、长生不死药这类传说中的未知存在的追寻，而“采”则指向了可自发获取的现实资源。

　　“求”与“采”的一字之别，精准地划分了两种行动的性质：“求”的对象是虚幻的、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物”，行动本身带有浓厚的方术与神秘色彩，反映了秦始皇对超越现世的生命形态的向往。相比之下，“采”是一个基于现实认知的行为。它意味着派遣人员前往一个地理与族群均相对明确的地区——即羌人活动的核心区域昆仑山，去搜集那些已被特定族群（羌人）所认知、筛选并应用的“可用之物”。这一行动建立在秦羌边境长期互动所积累的信息基础之上：中原王朝不仅知晓这些药物的存在，可能还通过“戎盐”等实例，验证了其“疗疾延年”的实际功效。

　　郭郑瑞依据文献记载及汉代铜镜铭文论述了“采药”一词的历史背景，其中提到汉武帝认为想长生就需要到神怪经常出现的地方采摘芝药（根据铜镜图像来看，极可能是灵芝）。同样是与帝王长生愿望有关的活动，采的也是现实存在的草药，侧面印证昆仑采药采的可能是现实存在的藏药。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传世文献及考古实证相互印证，勾勒出秦代中原与青藏高原之间早期医药交流的历史图景。在宗教、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那些生长于雪域、能助人抵御极端环境、具有滋补强身与缓解病痛实效的藏药，被披上了“长生仙药”的神秘外衣，并在交流传播的过程中为秦人所知。

　　这一“藏药东传”的早期历程，不仅源于帝王个人的不死欲望，更深层次上，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生动见证。它表明，早在秦汉之际，中原与边疆并非彼此隔绝，而是通过持续的物资、知识与技术交流，互动频繁。中原的制度与文化不断向周边辐射，同时也善于吸收与融合边疆民族的生存智慧与实践经验。藏医药的早期应用，也借由这种双向互动，开始延伸向中原地区。（作者：王晓琨、朱文业，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及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