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翻拍的青年时期朱汝完（后排左一）、吴江枫（后排中）与家人在浙江的合影照片。张添福　摄

　　听着狼叫，赶赴高原气象站；挖野菜、捋草籽垫肚子；观测时别着手榴弹放哨；帮同事耕地，用自家种子播种……在青海南部高原，来自浙江金华的朱汝完和老伴吴江枫，扎根高原半世纪，观天测地、瞭望高原，献完青春献子孙。

　　听着狼叫，赶赴高原气象站

　　1959年10月，来自浙江金华永康的十九岁小伙朱汝完，从青海省西宁气象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外斯气象站，负责观测和发报。

　　彼时，外斯公社离河南县城只有七十多公里，但山大沟深，朱汝完和同行的三名青年，雇上当地牧民作向导，用牦牛驮着电台，奔赴外斯公社，走了三天两夜。

　　可生在江南的四名青年，不会骑牦牛，渡河时，有的甚至掉进河里。

　　一伙人在山沟里搭帐篷过夜，铺张牛皮，盖件羊皮大衣，早晨起来，铺盖上全是雪霜。

　　除了天冷，不断的狼叫声，让朱汝完和其他青年毛骨悚然，“赶牦牛的少数民族同胞说，不要怕，狼不会来到跟前。”

　　朱汝完回忆道，不知蹚过了几条河、翻过了几座山，看到黄河，意味着终于抵达气象站。而此时的气象站仅是三个蒙古包，五六名老同志在此值守。

　　气象站建在山坡的一个平台上，一个小蒙古包里，是朱汝完和其他两名青年的宿舍。一个人的被子当褥子，一个人的当被子，一个人的当枕头，三个青年就睡在一个被窝里。“你睡了觉，我就起来值班，另外一个就负责打水、捡拾燃料。”朱汝完说。

　　此时，附近还没有牧民居住，自然没有牛粪，朱汝完回忆蒙古包里外一样冷，无处避寒。

　　冬天，他们踩着冰面，跨过黄河捡柴火生火烙饼子。可夏天过不了黄河，他们只能点着报纸，在簸箕上烙饼，也不知道饼子是生还是熟。

　　后来，当地成立农场，开垦土地，日子才逐渐好转。朱汝完说，他们去农场场部吃饭，可一个月每人只分配七斤粮食，“我们这些小伙子哪里够吃，就挖野菜、捋草籽垫肚子，有时饿的没力气，但工作一样都没落下。”

　　1962年，时逢春末夏初，当地人给牛羊灌药、打针搞防疫，朱汝完很快成为抓牛、抓羊的一把好手，和当地老乡打成一片。

　　“他是一个汉族干部，他的干劲大家都看到了吧，他的精神是我们大家的榜样。”当地一个乡镇老书记称赞朱汝完如此卖力，也被他一心为公而感动。

　　同事请假回家，朱汝完帮同事耕地，用自家的种子播种。秋收的时候，有些同事不在，朱汝完二话不说帮他们收获。“当时高原蔬菜稀有，我们就把大白菜放在窖里，等他们回来再吃。”

　　老伴吴江枫也不“掉队”，朱汝完的同事回老家，她就主动承担喂家禽的事，每天开门喂养清数，一段时间下来，能帮同事收集一脸盆鸡蛋。

　　几个小孩到黄河边抓野鸭子，一个陷到烂泥坑。在大家一筹莫展时，得到消息赶来的朱汝完和同伴爬着小木板，进入烂泥坑，看见水里有黑影子，一把就拉了上来。

　　“别人不做的事情，只要他有一点能力，就愿意，”老伴吴江枫说，“当时很多人都不敢下水，因为是烂泥滩。而朱汝完说自己是南方人，不怕水……其实主要是救人要紧。”

图为朱汝完整理个人在浙江省永康中学初中部的毕业证书。张添福 摄

　　别着手榴弹，观天测地

　　朱汝完回忆，刚来到外斯气象站时，三座蒙古包里最大的一座是办公室。他们一天七次向兰州方面发报，还要兼顾航空报。朱汝完和同事们，往往右手摇发电机发电，左手发报。

　　高原天气突变，且天气越恶劣，年轻的气象人就越得去观测。一次，遇到鸡蛋大的冰雹，他们顶着冰雹，去测量直径、重量、水分。

　　而怕流窜当地的土匪打冷枪，观测时一人拿着手电筒观测温度、地温、湿度、蒸发等数据，另一人就得背着一支枪、别着手榴弹放哨。

　　“那个石头山上云雾缭绕，马上要下大雨……”朱汝完注意到当地民间气象经验丰富，每次下乡都会积累相关谚语，甚至下乡几个月专门搜集。

　　一次下乡，朱汝完的马受惊，他被摔下来。但一只脚还卡在马镫子上，拉缰绳时，手都变形，马拖着朱汝完，擦伤了半边脸。

　　物资匮乏，工作时，点煤油灯就显得很奢侈。朱汝完回忆说，有时自己早上出发，翻越几座大山去买煤油，晚上才能回来。而空闲时，朱汝完就把煤油灯灯芯调的很小，把公家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一点也不浪费。

　　可家里的孩子们点着蜡烛头学习，甚至靠月光照明，朱汝完从来不会把煤油拿回家。

　　调离河南县，到条件更艰苦的泽库县。搞区划收集气象资料，一走几个月，在和日地区遇上连阴雨，商店买不上吃的，没有烧的，朱汝完向牧民求情，能不能卖点牛粪，哪怕贵一点。“类似情况遇到不少，但我们没有影响工作，饿着肚子也要做好组织安排的工作。”朱汝完说。

图为在青海西宁颐养天年的朱汝完向记者展示气象发报基本功。张添福 摄

　　耕读传家，勤劳是个传家宝

　　1963年，工作五年后，朱汝完拿着四十二元钱，第一次回浙江老家，可乡亲们都已不认识朱汝完。他推开自家大门，母亲看到朱汝完，竟开口说，“你找谁，你是哪里来的客？”

　　当朱汝完介绍完自己，老母亲大笑起来。此时，身患疾病，加之长期高原的风吹日晒，身形消瘦的他，已不是当初离家那般模样。

　　到了1980年，朱汝完省吃俭用，凑钱准备去看望老家的母亲。但还没等他张口，一个同事先行提出要回老家。

　　气象站就那么几个人，工作必须开展。作为单位观测方面的负责人，朱汝完只能让同事先回，“我有母亲，别人也有母亲；我好几年没回家，别人也是好几年没回家。工作都是大家干的，很多时候都要忍让。”

　　结果没两个月，朱汝完的老母亲便去世。老家的弟弟反复发电报催其回家，但工作实在扔不下，只能邮寄五十元钱，这也成他此生的痛和遗憾。

　　而对于自己的子女，朱汝完也永远是排在工作之后。

　　在泽库县和日地区搞区划几个月未归，小女儿和小儿子穿的黄胶鞋大拇指都露了头，冬天没有棉鞋，还得穿这双鞋，俩人脚都冻伤了。为不给父母添乱，小女儿就和小儿子烧烫水取暖，但适得其反，反而更加严重，双脚皮肉开始溃烂，走路都困难。

　　忙得连轴转的母亲发现后，用雪反复擦洗，姐弟俩才保住了双脚。

　　当时，很多人的观念中，女孩长大后反正要嫁人，有门手艺，学习裁缝，做做家务，带带弟弟妹妹即可，但朱汝完两口哪怕日子再穷，也想尽办法让孩子们读书。

　　1976年，大女儿要上学，被寄养到浙江老家；几年后，二女儿要上学，被央求寄养到河南县城的熟人家里，读二年级时，已经换了三家人……

　　朱汝完的老伴吴江枫只上了几年学，但学校里以劳动为主，根本没有好好坐在教室学习。但老伴有方法，凭着一本新华字典，什么书都看、什么知识都学，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她在哄孩子的时候，为孩子们储备知识，这让孩子们终身受益。

　　“我也是跟着自己的儿女们在学习。”吴江枫说，“不管是禀赋和机遇，人还是要靠勤劳去争取。”

　　《观潮》《雅鲁藏布大峡谷》《观沧海》……如今到了孙辈，娃娃们在点读机上学习，患有眼疾的吴江枫也跟着学习，“学无止境，但现在很多知识都还不知道。”

　　如今，朱家已是一门三代气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