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为我们呈现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遗忘过程。

　　奇迹从来就不是一时的激情喷发和瞬间的灵光闪现，而是一场在持续而漫长的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我们只有尽可能完整地还原这段历史，才能真正和这曲远离家园、重建家园的壮歌产生共鸣。

　　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热土，6000多名牧民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凝聚于此；

　　两个月历经磨难的迁徙，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情凝聚于此；

　　从一无所有到创立家业，一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力量倾注于此。

　　这些从金银滩草原上蓬勃生长起来的东西，共和国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

　　搬迁到祁连县西部的托勒牧场后，牧民的住所由帐篷、土坯房逐渐变成平房。图为曾经的托勒牧场所在地——央隆乡老照片。黄灵燕翻拍

　　风雪搬迁路

　　1958年的那个冬天，对于年仅9岁的更正来说，留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一直在风雪中，一直在路上，走啊、走啊、走啊……就是走不到尽头。

　　那时候更正时常会问父亲：“走到啥时候是个头，我们的新家究竟在哪里？”

　　更正的父亲总是说：“新家听说在托勒牧场，我也没去过，跟着队伍走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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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为了建设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1279户牧民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金银滩，离开青海湖畔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他们赶着牛羊，驮着帐篷，踏过草原，跨过河流，翻越垭口，向刚察县、祁连县等地搬迁。

　　更正一家8口人，便在搬迁之列。据《祁连县志》记载：“海晏县部分群众因国家征地建厂，搬迁至祁连野牛沟、多隆等地。共397户1752人，各类牲畜123483头(只)，其中马3779匹，牛16124头，绵羊103133只，山羊447只。”此外，461户2183人迁往托勒牧场。

更正拿着以前的照片，向记者讲述在央隆乡生活时的场景。摄影：黄灵燕

图为央隆乡老照片。黄灵燕翻拍

　　当时，更正一家住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同宝牧场，对于当时，他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正值入冬，草原上的风雪格外凛冽，搬迁非常仓促，从接到搬迁通知，要求三天之内全部动身，前往遥不可知的托勒牧场。”

　　搬迁之时，每户牧民安排3到6头牦牛驮东西，牧民们只拿了锅碗等简单生活用具便匆匆忙忙出发了。

　　更正一家虽然被安排了5头牦牛，但是5头牦牛又能驮多少东西？其中1头牦牛两边各挂了一个简易木箱，驮着两个年纪小一点的弟弟，更正偶尔也会骑在牦牛背上，更多的时候都是跟着父亲徒步行走。

　　“到处都是雪，天和地分不清，走在雪地上，哗、哗、哗，一走一个窟窿，寒风夹杂着雪花，气温降到了零下20多摄氏度……”搬迁时的那段经历，像是电影一样在更正的脑海中一幕幕闪过。

　　搬迁时以40至50户牧民组成一队，每队都有一名领队。更正模糊地记得，当时他们的领队是海晏县配种站站长，名字叫久美，他拿着一面红旗，腰上别着一支唢呐。每天清晨，久美都会吹着唢呐，举着红旗，这是队伍准备出发的号令，每天夜幕来临时，久美将红旗往草原上一插，牧民们会围着红旗周围安营下帐。

　　物资生活条件极度匮乏的那个年代，搬迁路上牧民们御寒的装备仅仅是一件皮袄，有些年纪小的孩子骑在牦牛上，一天下来，腿都冻僵硬了，无法行走，还有很多人长时间在风雪中，患了雪盲症，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甚至没有一顶棉帽，没有一双棉鞋。

　　更正的父亲出发不久就为家里的几个孩子置办了御寒的棉鞋棉帽。更正清楚地记得，搬迁队伍出发不久，便到了热水，热水有一个贸易公司，他和弟弟们的棉鞋棉帽就是父亲从热水的贸易公司购买的。

　　时隔63年，更正已经记不清楚搬迁的路线，只能记起大概：从热水购买完御寒的棉鞋和棉帽后，搬迁队伍路过了刚察县哈尔盖镇的公贡麻村，穿过公贡麻村后到达了热水煤矿，过了热水煤矿后相继翻了几座垭口，至于垭口的名字，更正已记不清了。

　　更正的记忆中，每天都是在走路，从来都没有停留过一天。他隐约记得快到托勒牧场时，一天晚上有一名妇女生产(分娩)，第二天还是照样赶路。

　　所谓的赶路并不是一味地往前走，而是一边放牧，让牲畜吃饱肚子，一边继续往前走，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是游牧搬迁，一天下来也走不了多少路。

　　更正的讲述中，让我们很难想象搬迁路上的艰辛，别说是老人孩子身体受不了，就连年轻的小伙子也倒下了，更正眼睁睁地看着一同搬迁的同伴去世。

　　搬迁路上，连人都挺不住，更不用说牲畜了。来到托勒牧场后，更正的父亲负责放母羊群，总共450只，更正从父亲口中得知，当年母羊产羔存活下来的不足100只。

　　搬迁的时候，正是母羊产羔的季节，要知道，它们可是一群“孕妇”，长途跋涉对于它们而言就意味着流产。

　　牲畜的死亡不仅仅发生在搬迁路上，到达托勒牧场后，不断有牲畜死亡，尤其是马。马对水土、对草场的依赖性非常强，当到达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时，马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加之搬迁路上的消耗，夏秋季节养的膘全部消耗完了。

　　1959年春天，托勒牧场负责放马的牧民多日杰，经常会找更正的父亲，让他帮着把卧倒在地的马扶起来，更正有时候也会跟着去，只见一匹匹马骨瘦如柴，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当更正的父亲和多日杰把马扶起来，马的腿一直在颤抖，站都站不稳。

　　更正听父亲说，那年春天，多日杰负责放牧的马，死了30多匹。

　　这是一次浩浩荡荡，历经磨难的迁徙。

　　从更正的讲述和现有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到处是厚厚的积雪，拾不到牛粪，牧民们只能烧搭帐篷的木杆和马鞍来取暖，露宿在雪地里，很多人冻坏了手脚，不仅如此，伴随长途跋涉而来的还有疾病，很多人倒在了搬迁路上，牛羊因为饥饿和乏力，在途中大量死亡，两个月后，到达托勒牧场时，很多人几乎一无所有。

　　一切从头开始，后来搬迁牧民艰苦拼搏，将托勒牧场发展成为青海省国营牧场之首，亚洲面积最大的国营牧场。1969年，青海省畜牧厅将托勒牧场交由祁连县管辖，1972年又归海北州政府管辖。2002年12月初，托勒牧场整体移交给祁连县，撤场建乡，设立央隆乡。

马永康在祁连县城的瑞士印象街开了两家店。如今，生活幸福有奔头。黄灵燕　摄

　　“我在祁连挺好的”

　　日头正好，看到马永康时，他正站在自家店铺门口，向路口张望着。远远瞧见我们，便热情地打起招呼。

　　“来啦！快进来坐!”一顶灰色的礼帽,深蓝色的夹克衫格外板正。一眼望去，脑海中立刻出现俩字儿：干散！

　　尚未落座，马永康的女儿便端着泡好的果茶、蜂蜜走了过来。这家精品店开在祁连县城的瑞士印象街，地段不错，店内装修颇上档次。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在货架上，一如主人的生活般精致。

　　几个人围着茶几坐下，话题自然从马永康开始。

　　今年73岁的马永康老家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哈勒景蒙古族乡。一家老小十几口人，以放牧为生。

　　1958年搬迁那会儿，他刚满10岁。“家里人多，走得匆忙，只带了几件皮袄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帐篷都没能带走，一路上没少吃苦。”

　　那个冬日的清晨，马永康跟着父母踏上了搬迁的路途。一同出发的还有其他8个兄弟姐妹以及5个年幼的侄子、侄女。因为之前当过猎人、熟悉前往托勒牧场的路线，马永康的大哥成了他们那支队伍的领路人。几个孩子能走路的走路，走不了的被放在牛背上的筐里。顶风冒雪，一天最多赶十几公里路。

　　“路上的一日三餐都由‘食堂’统一供应，通常都是馍馍、挂面。”风餐露宿的辛苦不必多言，赶到默勒那晚，马永康家又多了一个家庭成员。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整个小组破例休息了一天。

　　“第三天早上出发，路上二嫂骑在马上抱着孩子。天寒地冻，她身体又虚弱，过河时头一晕一下摔进了河里。”

　　历尽千辛万苦，翻山越岭到达祁连县西部的托勒牧场时，已经是近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一到地方，马永康家就领了两顶帐篷安顿下来。几天后，猎人出身的大哥被安排到牧场的鹿队上班，成了家里第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后来，父亲和几个哥哥也先后在鹿队参加工作。等到马永康加入其中时，当年的小鹿队已经渐渐发展成为了颇具规模的鹿场。随着鹿场的逐步发展，一家人的住所也由帐篷、土坯房逐渐变成了几间平房。

　　2002年，马永康退休了。年底，托勒牧场整体移交给祁连县撤场建乡，设立央隆乡。

　　说起这个全县最最偏远的乡镇，一旁的央隆乡人大主席桑杰东智打开了话匣子。

　　“央隆乡距离县城208公里，包括夏尔格、托勒、曲库、阿尔格4个行政村1个社区，近3000人。”

　　桑杰东智1972年出生在央隆乡，1995年参加工作。乡里的情况他心里一门清。

　　“作为一个纯牧业乡，早些年，央隆乡与其他乡镇相比差距很大，各方面发展落在了后头。后来，县上专门制定了针对央隆乡的发展规划，交通、住房等建设项目开始向央隆乡倾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了明显进步。”

　　2012年，在西宁生活了几年之后的马永康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祁连。虽然是在县城跟两个女儿生活在一起，可央隆乡的变化还是会从亲朋好友口中传到他的耳朵。

　　“乡上拉上了大电网，再也不用靠光伏电站用电了。”

　　“几个村都脱贫摘帽，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越办越红火……”

　　“最近乡上打算建个博物馆，把我们搬迁的这段历史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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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马永康家的日子也过得不赖。这不，除了这家精品店，家里还经营着一家茶餐厅。眼瞅着生活一天比一天有奔头，马永康还会时常跟家里的晚辈讲述当年的故事。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便是离开的那个清晨。

　　“当年走得仓促，回头遥望，仍有炊烟升起。”六十多年岁月的冲刷让故乡的轮廓变得模糊，可回望来路，老人也笑着感慨：“我在祁连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