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探寻新疆圣祐寺遗珍

　　翻开《寒塞生和春——伊犁昭苏圣祐寺遗珍》，一幅幅唐卡、一件件法器渐次呈现。有的色泽明丽、笔触精微，有的已斑驳漫漶、残缺不全，还有一些尚未完成，止步于半成品。如同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写：“城市不会轻易泄露自己的过去，它被刻在街巷的转角、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上，留在避雷天线与旗杆的每一道划痕里，是种种抓挠、锯锉、刻凿与撞击的印记。”这些图像本身，也正是时间的印记——它们比文字更直接、更立体地带我们穿越时代与表象，贴近一段真实的历史。 　　

 
图为《寒塞生和春——伊犁昭苏圣祐寺遗珍》封面 

　　由王彦嘉和乌云其米格主编的《寒塞生和春——伊犁昭苏圣祐寺遗珍》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洪纳海河畔的圣祐寺。它静静矗立，遥远又亲近；形制紧凑，几经损毁又几度重建，甚至在动荡中遗失了匾额。然而它始终是厄鲁特营的精神依托，连接着“一个社群与一片宇宙”。通过《寒塞生和春》这份可见的文本，我们得以窥见一种坚守：怀抱理想与意义的人们，如何在有限中抵达精神的归乡，如何在匮乏中实现丰盈。 　　

 
图为圣祐寺大经堂外景 

　　看得见的圣祐寺 

　　圣祐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它初为清廷所建，19世纪曾两度被毁，今日所见寺院，是在1900年前后由厄鲁特营上三旗民众集资重建的。尽管后来屡遭破坏，其主体建筑依然完整存续，圣祐寺的建筑形制本身即一种视觉叙事：现存八座木构建筑与一座照壁，沿中轴线对称布局，六角钟鼓楼精巧玲珑，大殿高十七米，转经廊为后世增建。日升月落，岁月流转，照片中的圣祐寺愈显庄严沉静。 

　　《寒塞生和春》对圣祐寺文物进行了系统收录——扎嘎里、唐卡、佛教造像、法器、宗教用具、僧人日常物品等，几乎被“照单全收，不论年代早晚，不计品相优劣”。这种不加筛选的全面呈现，恰恰还原了信仰在民间生活中的真实样态：它不仅是精美的艺术，更是被使用、被摩挲、被传承的日常存在。这些跨越时间的物质图像，凝固了特定时代的审美、技艺与超越个人的祈愿，也跨越了时间的断裂，搭建了信众通往神圣世界的视觉桥梁，将具体而边缘的厄鲁特营社群，与藏传佛教所构想的宏大宇宙秩序相连，赋予其存在以方位与意义。 

　　正如雷吉斯·德布雷在《图像的生与死》中所言：“图像是一种媒介，居于生者与死者、人与神、一个社群与一片宇宙之间，在可见者与驾驭它们的不可见力量之间。”《寒塞生和春》让我们看见，一个社群如何通过可见的形式，构筑其不可见的精神世界。 　　　　

 
图为圣祐寺建设筹款纸据 

　　看不见的圣祐寺 

　　“我可以告诉你街道台阶的级数、拱廊弧度的数字、屋顶锌片的样式，但这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清。构成城市的并非这些，而是她的空间维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圣祐寺的每一块砖石、每一件法器背后，都跃动着人类真挚的情感与坚韧的意志。 

　　自16世纪末，卫拉特蒙古（即厄鲁特）各部普遍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并逐渐形塑出深厚的信仰传统。当清朝为巩固边疆收编部众、组建厄鲁特营时，他们已是虔诚的格鲁派信众。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与准噶尔部的长期征伐，这些曾作为准噶尔部遗民而流散的人们，最终被纳入清朝边防体系，转型为戍守西北边疆的厄鲁特营官兵。他们不仅见证，更亲身参与了清朝治理西北边陲百余年的风云激荡。“伊犁厄鲁特营在同治三年（1864）到光绪七年（1881），经过战乱浩劫和沙俄的殖民统治，全营的建制被打散，人口大量流失。伊犁收复后在金顺主持下，厄鲁特营规复旧制。”数十年的战乱、远离故土、长年戍边，共同的信仰是他们抵御孤独与艰苦的精神铠甲，筹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寺院，分外迫切。 

　　“19世纪末，伊犁戍边厄鲁特营总兵力仅千余人，按一家五口估算，连同家属总数应不超过五千，上三旗人口更少。坐落于洪纳海沟口的圣祐寺，即由厄鲁特营上三旗军士与家属捐资所建，其筹款之艰可以想见。”现存圣祐寺的修建耗时十余年，全凭众人之力——有人捐出牲畜，有人付出劳力，一位无力捐助的老人，在寺前种下十一棵松树。比起碑刻上“敕建”“御赐”的字样，这些细微的奉献，尤显热切珍贵。那张记录普通牧民微薄捐资的清代字据，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笔下住持那间“几乎无光”的陋室，皆让静止的建筑有了体温。无数个体坚韧的情感投入，汇聚成建造与守护这座寺院的坚强意志，他们艰难完成了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 

　　这令人想起陈庆英先生倾注心力写就的《帝师八思巴传》。八思巴的生平在《元史》中仅寥寥数百字，陈先生从藏文文献的字里行间，重新勾勒出这位高僧两次往返雪域与中原的生命轨迹。当我们从“帝师”的制度身份移向“八思巴”这个具体的人，历史便从抽象的记载中复活为鲜活可感的命运。陈先生的学术实践提醒我们，关注普通视角是必要的历史补充与校正，我们应珍视无数个体的选择与坚持。或许历史研究更珍贵的价值在于，从具体而微的生命痕迹中，抵达对人性与文明更整全的理解。　

 
图为《寒塞生和春——伊犁昭苏圣祐寺遗珍》封面
 

　　在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抵达 

　　不同于奥德赛历经十年漂泊重返故乡，厄鲁特军民通过建造一座固定的寺院，在游牧与流动的生活中实现了精神上的“锚定”，寺院成为他们漂泊心灵的“伊塔卡”。在时间的长河里，个体生命如草原晨露般短暂，但通过参与某种超越个体的精神建构，普通人得以在有限中触碰无限。 

　　我的理解里，圣祐寺不仅是一座宗教建筑，更是一部厚重的哲学文本。《寒塞生和春》通过对圣祐寺从宏观建筑到微观器物的层层揭示，展现了历史更动人的那一部分。文明的传承不仅依赖宏伟的纪念碑，更依托无数平凡生命在各自位置上，守护和传递那些朴素的，关乎存在意义的情感与价值。 

　　丹珠昂奔先生曾指出，历史空间的拓展打破了民族、国家与地域的界限，而真正的改变在于内涵——即历史主体从帝王将相史向人民史的转变。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不见人民的历史中看见人民、体现人民，才是新学术应有的根本转向。 

　　通过《寒塞生和春》，我们看见了这种平衡，以及生生不息。（中国西藏网　文/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