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西藏文物研究成果西方何以视而不见

　　“今天我们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长期以来，西方语境中对西藏存在诸多歪曲解读，部分势力将虚构的“香格里拉”视作西藏的“真实面貌”，把这个后现代乌托邦强加于雪域高原。 

　　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曾尖锐指出：“‘香格里拉’是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想象和创造出来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将其与真实西藏绑定，本质是陷入了想象的囚笼，既无视了西藏始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也消解了高原儿女共创中华文化的鲜活实践。 

　　一件忽必烈赠予八思巴的白海螺，一尊被误认为乾隆画像的六世班禅唐卡，一座与珠穆朗玛峰相望而立的关帝庙……当前，无数学者躬耕于留存珍贵的西藏文物，经扫尘探析，让这些看似静默的文物，跳出了“一张标牌讲故事”的藩篱，揭开了虚幻的所谓“香格里拉”的真容。 

图为萨迦寺八思巴殿（2025年9月摄） 摄影：张宇 

　　从“物”到“史”：填补被遗忘的历史断章 

　　西藏日喀则，藏传佛教萨迦派主寺萨迦寺静静矗立于雪山环抱之中。自13世纪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和侄子八思巴一行与成吉思汗之孙西凉王阔端举行“凉州会盟”，奠定西藏归属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以来，萨迦寺便成为连接青藏高原与中原大地的关键枢纽。 

　　这座千年古寺所藏文物浩如烟海，在中华文明史上的价值与敦煌媲美，被誉为“雪域敦煌”。 

　　自今年年初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多次带领团队前往萨迦寺展开文物考察及史料收集工作，而供奉于大经堂木龛内的白海螺令他印象尤为深刻。 

　　在人们看来，它是“一个纯宗教的、纯圣物般的东西”，但实际上通过研究发现，它原是元世祖忽必烈赐予帝师八思巴的礼物。“这个白海螺有非常强烈的暗示效果，就是皇帝与帝师之间的关系，暗含着前者委托后者治理地方政权的期待。”罗文华讲述道。 

　　近日在第二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览展示研讨会上，罗文华指出，过去研究藏传佛教文物，主要还是把它当作单纯的文物看待，即聚焦于年代、产地、艺术性等物质本体信息，但当前对文物背后的物质文化研究弥补了过去文献的不足，为解码文物、修补历史脱节之处提供了新维度。 

　　收藏于扎什伦布寺的唐卡画像，长期被当地百姓认为是乾隆皇帝像。罗文华团队通过对宫廷同类文物的对比发现，画中人物实为六世班禅。“这个画像实际是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以后，乾隆皇帝把跟他相关的大量文物带回了扎什伦布寺。”通过宫廷文物和西藏文物之间的关联性研究，一段关于六世班禅朝觐、礼遇与纪念的历史断层被重新接续。 

图为卡若遗址朱墨彩绘双体陶罐（翻拍自民族文化宫展览） 摄影：边子捷 

　　融合印记：纹理中的中华文明基因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里出土了一只大约距今5000年的陶罐，它造型独特、纹饰精美、色彩深邃，展现了高原先民极高的彩陶技艺，这便是如今西藏博物馆的标识原型——朱墨彩绘双体陶罐。 

　　“谈西藏历史，一定要从这个彩陶罐谈起。你会发现，它的纹饰显示出和黄河上游彩陶文化之间的联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长虹以摩崖石刻、石窟、佛塔等佛教考古遗存为切入点，透视藏传佛教文化融入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近年，四川大学教授霍巍提出的“高原丝绸之路”学术概念，打破了青藏高原孤立于世的旧认知，更证实藏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并以开放姿态吸收其他文明养分，在创造性转化中形成熠熠生辉、兼容并蓄的独特面貌。 

　　在拉萨有一尊明确标注“仿印度工艺”的石碑造像，中间刻了一个佛。“但这以后西藏就没有像这样的石碑造像了。”经罗文华研究发现，这是由于制作材料、雕刻工艺等并不适应西藏传统，所以毅然地抛弃了这类（石碑造像），选择铜造像，主动创造出这种自我创造能力很强的东西。 

　　对此，罗文华进一步阐释：“在西藏，所谓的全面开放、印度化、南喜马拉雅化，这个现象是不存在的……在最早的那批文物里，西藏人已经把自己的标签非常明显地贴在上面了。” 

　　正因如此，在张长虹看来，对西藏文物的展陈叙事应置于融合性视角展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从地方史、民族史转向更大视野下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角度”。 

图为民族文化宫西藏专题展览区 摄影：边子捷 

　　见证历史：西藏文物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忽必烈赐予八思巴的缀织锦缎贴盔甲、清顺治皇帝赐五世达赖喇嘛金册和金印、彰显活佛转世制度的金瓶……“这些实物本身就是最无可辩驳的历史见证。”张长虹说。 

　　“每件文物里面都藏了自己的想法。”罗文华认为，聚焦文物的物质文化史，能看到历史背后的人，以此为媒揭示特定时期的社会认知。比方说，“作为一个帝王、一个统治者，他对于藏传佛教的理解是什么？他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乾隆皇帝的养心殿佛堂陈设融合了满、蒙古、汉、藏多民族元素，且对这些元素不加区分地使用，体现的正是皇帝家国天下的情怀。 

　　同样地，文物本身便是澄清谬误的确证。以早期唐卡为例，罗文华觉察到西方常将其简单地归为印度风格的延伸，但仔细观察后，古西藏画家在模仿外来样式时，早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形成了鲜明的西藏风格。他认为，西藏地方政权在面对外来文化元素时，“从来不是机械式地全盘接收，而是不断改造，让它不断适应本土思想……这就是藏传佛教中国化早期的一个特别明显的进程”。 

　　近年来，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与深化，学术界对西藏文物的研究从显化的文物断代、艺术分析，转向对文物背后“人”与“史”的追问。这一转向，让更多的西藏文物从历史深处走来，焕发时代新彩，“它们（西藏文物）带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坚实的历史根基。”张长虹说。（中国西藏网 记者/边子捷 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