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西藏】老干部群增：165本工作笔记捐赠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纪念馆项目办公室

　　早上，群增老人给我打来电话：“我已经写到16万字了，今天真高兴呀！” 

　　今年75岁的群增，出生在西藏芒康县一户农家，同事称其为“老群”，显得亲切、随意。他20岁离开家乡到拉萨上学工作，从此再没有离开拉萨。 

　　我翻开他的个人影集，看到他由于工作关系，跟王富洲、贡布、邓亚萍、章子怡、朱玲、王勇峰等文体明星的合影“比比皆是”。 

　　退休多年后，他想到写一本“回忆录”，作为给自己和新中国的生日礼物，这个想法让他激动不已。 

　　当然，想写回忆录，不是因为他跟那么多明星有工作交集，天生具备素材优势，而是由他的人生经历所决定和驱使的。 

　　在群增出生的那个年代，家里非常贫困，按照那个年代的“惯常”，他只有跟同样穷困的父辈一样上山放羊、勉强度日的“命”。但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被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送到新式学堂，接受全新的教育，从一个懵懂无知的牧童成长为自治区的中高级干部。“因此呢，每年的10月1日，我都会跟亲爱的新中国一起，热烈庆祝我们共同的生日，那是我每年最高兴的时候”。 

　　为什么会那么巧？这也只有群增自己知道了，他哈哈大笑着说这是我故意为之的，你们还不知道吧？ 

　　我们且听他慢慢道来。 

　　群增说，从传统上讲，我们老家的乡亲们，过去一般是没有给新生婴儿记生日的习惯的，顶多在起名时，有些婴幼儿的名字会给你提供一些关于出生日期的“线索”，但也很笼统，如“岗加”——下雪的时候，“南朗”——黎明时分，“亚捷”——夏生，或“洁安”——十五日那天、“尼阿”——二十五日那天，这已经算是非常准确的“暗示”了——至于具体是哪年哪月的十五日、二十五日，那未必能说得清了。 

　　但今天，如果你稍加留意，西藏高龄老人的身份证上，很多人的出生日期自愿被记为10月1日、8月1日、7月1日，甚至5月1日、3月8日等，这当然有特殊意义了，寄托着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军队、对翻身得解放的新生一种朴实、真挚的感情。而群增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恰恰是1952年10月1日。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说：“很简单，很好理解，如果没有新生的国家，没有新生的政权，没有崭新的时代，也就没有我群增今天的一切。” 

　　群增小时候逢年过节，政府都会给他家里送来面粉、油条、白糖等食物，“每次他们走后，父母都会告诉我一定要记得共产党的恩情，长大了报答他们。” 

　　群增说：“有次下大雨，我冒雨走在路上，一位解放军走过来把衣服脱了给我遮雨，一直把我送回家，当时觉得一股暖流袭遍全身。”从那以后，他就觉得共产党员是如此的高大，他在心里默默地想：长大了也要做一名共产党员。 

　　群增在拉萨上大学的时候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78年，他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参加工作以后，我始终要求自己不能平庸，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时刻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做好每一件事，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几十年来，他先是被“金珠玛米”送进小学上学，回乡当民办教师以后，又被送往昌都进师训班，人生破天荒拿到“工资”了，又有机会到拉萨的师范学院深造。一个今天看来不过小学毕业水平的人却拿到大学文凭。毕业后，作为全班仅有两个名额，他被留到自治区首府工作，得到最好的工作机遇。参加工作以后，又被组织重点培养，五度送往中央党校“充电”，并安排担任重要工作。“这一切，像做梦一样，我想把国家对我的培养一笔一笔地记录下来。” 

　　翻笔记，找朋友聊天回忆工作经历，写文章，洗照片，找资深编辑咨询，这就是群增现在每天的工作。他说：这是回忆，也是汇报，感谢国家多年来对我的精心培养，这也是对自己几十年工作的总结，以图不忘国家的养育之恩。“哪怕不能出版，自己留着，给孙子孙女们读也好啊！” 

　　群增从小好学，他从正厅级岗位上退休，参加工作46年来留下了165本学习笔记，也成为朋友间的一件美谈。 

 
图为部分笔记 

　　这些笔记本按年代分，初步统计的结果是：

　　一、上世纪70年代2本。大学毕业刚入行，干行政杂活较多，如出差，陪单位司机去林芝拉柴禾，去甘肃柳园接进藏大学生等，没有详细记录。 

　　二、上世纪80年代19本。 

　　三、上世纪90年代48本。 

　　四、2000年9本，每本基本都写满了，因此总量没那么多。2002、2003年在教育厅工作最后两年12本，每本都没有写满，因此多一些。 

　　五、2003—2007年在体育局任职期间31本，事多，记事量大。 

　　六、2007——2012年科协工作期间，事情多，记事也多，共有36本。 

　　七、2012——退休至今，共8本。总计160余本。 

　　八、从副处级以上到退休，由其本人起草的讲话稿、述职、民主生活会发言提纲、向各类报纸投稿含记者采访所写专题报道等几十篇，未统计。 

　　九、他还有很多自己喜欢剪贴的各种报章杂志摘文，未统计。 

　　十、另有一些特殊资料，如手写私信、国民体检资料、2008北京奥运会天安门广场最后一周年倒计时活动门票、入场券、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等资料，亦未统计。 

　　老人在教育部门工作时的笔记最多，初步统计有36本之多。 

　　对此，群增说，我为什么记那么多笔记？简单地说为了工作需要，为了当一个合格的人民公务员。往高里说，我当初是搞教育工作的，作笔记是为了熟悉全区中、小学这块西藏教育工作最基本的业务，不能“一问三不知”。 

　　除此之外，笔记内容还有一部分是摘抄各种知识和论点，如摘抄有关写作的知识、《光明日报》《人民教育》《教育研究》等上刊发的相关教育理论观点、《拉萨市文教简报》《拉萨教育简报》等上刊发的基层教育最新信息。“特别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我曾有幸亲耳聆听朱镕基总理的大堂报告，也参加了冷溶、邢贲思等著名专家学者开设的专题讲座，这样的机会谁有？能不受益终身吗？所以，我都是做了认真记录的”。 

　　至于笔记本的得来，有自己购买的，有单位上发的，也有下属单位（如拉萨中学）及在各厅局委参加活动时人家赠送的，如一本印着“中国移动通信”字样的笔记本，“这本是在布达拉宫广场上，首次北京—拉萨视频通话时，教育厅由我负责参加，移动总公司送给我的纪念品。”他一点都没有浪费。 

　　群增说：我曾五次被组织派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和培训，我非常珍惜这些机会，我第一次去中央党校学习就买了10册笔记本。 

　　其中有一些特殊版本值得重点介绍。如几本比较特殊的“西藏日记”，版本考证如下： 

　　一、制本企业为天津东升制本厂。装订方式为线胶包背装订，软塑料皮。封面：深色长橄榄形底上印白色“西藏日记”，一种蓝皮，开本36开，100页。封面上绘有冰山（后）、牡丹花（前）。一种红皮，开本36开，100页，印布达拉宫，插图内容同上，或为西藏“委托加工”，或为企业自主生产并大量销往西藏。 

 
图为西藏日记

　　二、笔记本内有插图6张，应为当时西藏当地摄影家作品，均未署名，应为上世纪70年代作品。图片记录了拉萨城乡的巨变，如布达拉宫下显眼的建筑为老“西藏歌舞团”驻地，过去是一片野狗成群的荒地，现在是艺术家们的“欢乐园”。图6“雅鲁藏布江捕鱼队”，估计是关于拉萨“俊巴渔村”最早的摄影纪录之一。 

　　三、蓝皮本环扉上书“奖品”字，盖“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政治部”公章，及主人签名“群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所记内容从“84年1月3日”到“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止。 

　　四、红皮本扉页“留言”下盖“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招生工作办公室”藏汉文公章，环扉左页“赠言”下手书蓝色钢笔字：“招生工作留念发于八零七月十一日三所”。环扉右页“友谊”处提“记拉萨市及各县教育事业情况80.8.11号”蓝色钢笔繁体字。所记内容从“80.8.11”到“89年27/1”，止。 

　　五、笔记作者当时从事教育工作。熟练掌握汉语文，自如运用藏文，汉文字体娟秀，书写规范，页面整洁，极少涂改。内容多为教育工作决策经过、开会讨论工作内容、基层调研、数据统计和学习笔记、心得等。 

 
图为纪念馆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家中取走日记 

　　群增老人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得到这种笔记本的，但对这种版本确有偏爱，“现在重新翻起来，难道不是更有那种回味的价值和纪念意义吗？我后来想起来了，这本《西藏日记》蓝皮本子是单位奖励给我的笔记本，我珍藏至今。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我把这些笔记认真归纳整理，决定捐献给新成立的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纪念馆项目办公室，他们派人到我家接收了这些笔记并给我发放了捐赠证书，以便让其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索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