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喜饶尼玛先生的西藏缘

　　这是一段奇妙的相识，原本彼此不认识的两个人，因为一本书，相互知道了对方。我，作为其中的一人，因为著作《追寻生命的灯》由团结出版社送新闻出版署审核时，按规定须先由相关专家审阅。这位审读专家就是时任中央民族大学（以下简称“中央民大”）副校长、教授喜饶尼玛，于是，他就成了我说的两个彼此不认识的人中的另一位。他从我的书稿中认识了我，我从出版社返给我的审读意见中知晓了他。但是我们并不曾谋面，直到跨越21年后的2023年10月13日，我们才有了第一次见面。

　　在书稿审读意见中认识了喜饶尼玛先生

　　2002年7月1日，我随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阿里采访团从北京出发抵达拉萨时，接到时任团结出版社责任编辑朱利国先生的电话，他欣喜地告诉我：“你的著作《追寻生命的灯》已经被审核通过，可以出版了。等你回到北京，我把专家的审读意见发给你看看。”我喜出望外，激动地一个劲儿说谢谢。结束阿里采访回到北京后，朱利国先生践诺将喜饶尼玛先生《关于对〈追寻生命的灯〉书稿的意见》传真发给了我：

　　这是一部对西藏的人与山充满感情写出的纪实性著作。作者以其在西藏的一次不平常的经历，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为读者描绘了雪域高原的传奇。特别是她以自己与藏、汉民俗学者的交往作为主线，记述了西藏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那些令人为之感叹的人与事、景与物，带着人们去畅游高原、感悟西藏。作者笔下的人，一些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些是活在民间故事中的人。她通过时空的交叉，将这些人物细致地刻画出来，也通过他们将青藏高原的壮阔、神奇予以充分表现，生动形象，读来如身临其境。

　　但是由于作者在西藏仅是“走马观花”，有感而发，书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建议修改后出版。

　　这是喜饶尼玛先生当年5月10日手写的审稿意见。随后，他把应该关注修改之处罗列出来。我边读边想，真是严谨啊，由此可见他治学严谨之一斑。我也因审稿意见后面的落款知晓他是藏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副校长；后来，我又从时任中国西藏杂志社社长张晓明那里获知，喜饶尼玛先生在西藏历史研究特别是西藏近代史研究方面颇有独到建树，我也因此一直误以为他是年长于我十来岁的前辈。喜饶尼玛先生是我不认识的人中首位认真看完这34万字书稿并提出审阅和修改意见的人，而且是在教学、研究、行政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这让我十分感动。我遵从他的意见，对书稿做了相应修改。当《追寻生命的灯》出版后，我又通过张晓明获得他的通信地址，将图书和感谢信一并寄给了他，希望有机会能与他见面小叙。作为这样一位资深大专家，如果能与他交流西藏历史上的人与事，一定非常过瘾。那时，我们彼此都很忙，这一晃便闪过了21个春夏秋冬。没想到的是，21年过去，他还保留着我2004年3月26日写给他的那封信，并把那封我已完全记不清内容的信函拍照后，通过微信发给了我。而我记忆深处留下的是他在审稿意见中提出的那些非常重要的勘误。

　　跨越21年，我与喜饶尼玛先生首次相见

　　2023年，我觉得这个见面不能再拖了，便与他相约见面之事，最后约定在2023年10月13日下午两点，我们在他卸任后的一间临时办公室见面。这才发现，他并不是多么年长的一位老夫子，而是仅长我一岁。2002年他任中央民大副校长时才47岁。

　　我们畅聊了一下午，聊到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前辈廖东凡、塔热·次仁玉珍、降边嘉措，同辈张晓明、金志国、巴桑；聊到我的三次西藏行；聊到了他的经历。喜饶尼玛先生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人，1976年在康定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学任教；恢复高考后，他于1978年考入中央民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在藏学研究所工作10年，曾任党支部书记、副所长；1996年至1998年他在中央民大高等教育研究生班继续深造，后相继担任中央民大科研处处长、藏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主编。2002年荣任中央民大副校长。我们见面时他是中央民大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专注于藏族近代史研究，同时为本科生、硕士生分别讲授藏族历史、汉文写作、藏族通史和西藏地方职官制度、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史。

　　喜饶尼玛先生说他的经历比较简单，从甘孜上学、教书，再到北京读大学、教书，从事近代藏族历史、汉藏文化交流、西藏近代政治制度研究等。简单的两点一线经历却成就了这位有心的学者。他带着学生竭尽全力寻找挖掘各种文献、档案、日记、口述资料，在别人看去枯燥寂寞的研究中写出了可圈可点的诸多填补中国藏族近代史空白的论著和论文，也因此在步入不惑之年后获得了不少荣誉。他的著作《近代藏事研究》获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西藏历史地位辨》（合著）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中国图书奖、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奖，参编的《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合编）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奖，《西藏的“人权问题”与美国的“人权外交”》获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发挥优势，抓住特点，促进科研工作新发展》获全国高校科研管理优秀论文奖。

　　我们还聊到了当年他为我书稿中“张大人花”出处勘误的事情。西藏有一种菊科花被藏族老百姓称为“张大人花”，当地有人说是唐代一位大臣带到西藏的。喜饶尼玛先生审读书稿时更正说：这是清朝驻藏大臣张荫棠带进西藏的。　

　　等身著作中随处可见这位史学家治学的严谨

　　从事藏族近代史研究的喜饶尼玛先生，40年来写了150余篇学术论文，撰写了五部著作，担任主编、副主编的著作还有几十部。哪个研究成果是他最心仪最满意的呢？见面时我问他。他说：“谈不上最满意的，每一个都尽全力了。”我又再次追问。他想了想，回答道：“我写的《近代藏事研究》还可以。完成它的时候因为特殊原因，研究的规范性上还弱一些，但总的来说，这本书把很多问题亮开了，这方面做得还可以。”

　　研究清末民国的西藏近代史，其实是一件挺艰难的事儿。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史的人很少，虽也有外国人研究，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失之偏颇，甚至有许多错误和歪曲之处。可以这样说，这段历史在当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是较为薄弱的。出于学者的责任，喜饶尼玛发心寻找历史真相，填补这段空白。他说：“历史学需要证据，没有证据不行，但是寻找西藏近代史的证据却十分不易。即便如此，也要去寻找，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寻找的难度如同唐代李白笔下的蜀道之难。为了完成《近代藏事研究》《民国藏事论集》，丰富相关证据，他自1982年毕业留校起，就开始没完没了地“拾柴火”，一有空就泡在国家图书馆北海老馆查阅资料，在那里泡了很长时间，驻藏大臣有泰的亲笔日记（夹有其名片）就是在那里发现的。他还带着学生去过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台湾的相关档案馆等，查到了非常珍贵的档案文献，如获至宝。他们穿梭于各图书馆，翻阅与蒋介石、冯玉祥、戴季陶、陈布雷等有关的大量书籍和文献资料。

　　他兴致勃勃地谈到翻阅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所有日记，特别是他在民国时期与西藏驻重庆办事处官员的交往。他说：“我们把能翻阅到的都找出来一一翻阅，从犄角旮旯寻找晚清、民国时期与西藏有关的蛛丝马迹。”有时他们翻阅了许多天后，才好不容易发现一两条相关信息，但就这一两条信息也能让他们兴奋半天。“因为这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证据，一般人关注不到，即使是查找噶厦历史资料的人，一般也不会想到查找这些旮旯角的资料。我们是做近代西藏历史研究的，由于一些档案不开放，在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现成资料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种办法尽力了。”喜饶尼玛这样说。为了找到更多历史证据，他带着他的学生，每年都要去西藏和涉藏州县，在海拔三四千米高原缺氧的环境中，争分夺秒地访问那些尚健在的历史见证人，抢救对那段历史的口述回忆。这些近距离观察、访问，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角度的材料，可以作为一些档案与官方文书等史料的补充。

　　喜饶尼玛先生撰写的《近代藏事研究》《民国藏事论集》，就是在翻阅了大量档案、文献、图书、日记，以及访问那些历史老人后完成的，丰富和完善了这段历史的研究。基于搜集到的大量历史证据，他在书中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近代藏事，仅从《近代藏事研究》目录便可窥一斑见全豹：论1904年抗英斗争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清季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考，有关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兼析驻藏大臣有泰在藏劣绩，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初探，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记鸦片战争中东南沿海抗英前线的藏族将士，民国初年拉萨动乱及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刍议，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记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理嬗变，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雍和宫堪布等。从目录我们便可知喜饶尼玛先生为西藏近代史研究破题多多。我以为，他的研究对西藏近代史的最大贡献是依据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在不脱离西藏高僧、贵族当时的政治地位、生活环境的背景下，对他们维护自我既得利益的政治选择，做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判定黑白。

　　喜饶尼玛先生在西藏近代史研究中，还为一些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申冤正名，公正客观地还原了历史真相。他讲述了一个叫龙厦·多吉次杰的人。民国时期，龙厦是藏军总司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坚定的改革派，他曾受十三世达赖之命，带着四名贵族子弟赴英留学，在英国生活了七年，因为看到英国政治制度远优于西藏的农奴制度，萌生了强烈的改革意愿。回到西藏后，他提出新政主张：“噶厦应该选举产生，而且应该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他的这个改革主张触动了西藏上层的既得利益。1934年初龙厦被捕，被判处剜去双目，永久监禁；没过几年，他便含冤去世。喜饶尼玛说：“因为龙厦曾在英国生活几年，民国时就有人说他是亲英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依旧有人继续怀疑他曾与英国勾结，搞所谓的‘独立’。但我查到的民国时期所涉西藏档案文献中，并没有发现龙厦这方面的任何证据，相反，噶厦给龙厦定的罪是谋害噶伦、共产分子、亲苏分子等。我在英国档案、文献资料中，还看到他对英国政府想控制西藏十分反感，以及英国政府不喜欢这个人的文字记载。”

　　喜饶尼玛先生回忆说，当他细细研究文献资料后，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灵震颤，如有鱼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他要为这位被污名化、蒙冤而逝的龙厦正名。喜饶尼玛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论文《试析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一桩冤案——龙厦其人其事辨》，发表在《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上，那年他33岁。后来他将此文收进著作《近代藏事研究》中；时隔25年后，他又与他人合作，写了一篇《再论龙厦其人》，发表于《中国藏学》2013年第3期。

　　喜饶尼玛的《试析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一桩冤案——龙厦其人其事辨》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龙厦的后代——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拉鲁·次旺多吉（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看到这篇文章后，万分激动，带着这本杂志飞到北京，直奔上级部门。他将杂志中喜饶尼玛写的文章打开给有关部门的领导看，指着文章大标题，连连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这文章上面说了，他的父亲是被冤枉的，他的父亲不是亲英分子。

　　这篇文章也让喜饶尼玛先生与龙厦的儿子拉鲁·次旺多吉相识，他们在电话里约好来日见面。回忆到这里，喜饶尼玛不无遗憾地说：“原本我俩在电话里约好，他来北京参加‘两会’或我去西藏考察时见面畅聊。结果，他来北京参加‘两会’，碰巧我不在北京；我去拉萨，又碰巧他没在拉萨。就这样，直到他离世也未能见上一面，这让我很遗憾。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去做，就会留下遗憾。”

　　喜饶尼玛先生除了研究西藏近代史，还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西藏近代史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并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硕士与博士，中央民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学府和研究机构都有他的学生，有的还荣获中国藏学研究领域最高学术奖项——珠峰奖等，他的最后一个博士生关门弟子于2023年毕业。喜饶尼玛先生告诉我：“接下来我想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多读一些书，对自己之前做过的研究中那些做得还不够的部分，再去做一些调查，补充修改更正。”如此这般，或许是大半辈子习惯于严谨的喜饶尼玛先生在为学术研究上不留遗憾而竭尽全力吧。（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李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