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的“蝶变”
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尤其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更加公平,各族群众平等地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负担极大减轻,有力地推动了宗教消费功能的转变,农牧民宗教消费的变化是西藏社会翻天覆地的缩影。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以及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农牧民群众的宗教消费问题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的课题。社会上经常流传着西藏农牧民将一生的积蓄、一家所有财产奉献给寺庙,以求来世福报的“故事”,还不乏称赞、向往之词。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情况果真如此吗?
2023年4月,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从重负到自如——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的贫困效应变迁》一书对此作出了回答。该书基于西藏农牧区田野调查的大量第一手访谈资料与问卷数据,深入分析研究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的变化与特点,以及宗教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巨大变化,充分反映了和平解放70多年来社会主义新西藏发生的根本性变革。作者杨涛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因工作需要,经常深入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调研,此书即是作者2017—2021年5年深入西藏六地市(除昌都市以外)田野调查心血的结晶。
图为《从重负到自如——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的贫困效应变迁》一书的封面
作为责任编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与时代同频共振
全书近26万字,由绪论及8章30节内容构成。除绪论及第一、二章介绍主要内容及研究背景等概述性的文字外,其余6章内容紧紧围绕“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的贫困效应变迁”这一主题,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借鉴宗教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对西藏六地市8个县(区)的7个村庄(社区)361户农牧民,以及10座寺庙的实地调查资料与问卷数据为依据,并通过新旧西藏社会对比,深入研究西藏农牧民的宗教消费是否构成经济负担,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农牧民和僧尼对贫困根源的主观认知与生计互动,影响农牧民宗教消费贫困效应的因素,引导农牧民合理宗教消费的路径等。
民主改革前,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地方政权掌握在上层僧侣和贵族集团手中,宗教负担与政府负担掺杂在一起,宗教负担也以政府负担等方式转嫁到广大农牧民身上。每年仅经由宗政府送交寺庙的实物就占全宗总收入的50%,有的高达60%以上。寺院还经常以举行宗教活动为名,向农牧民摊派各种差役,加上农牧民自己向寺庙的供奉,累积起来给农牧民带来了沉重的宗教负担。民主改革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信教与否成为个人的私事,农牧民群众宗教供奉按需支出、量力而行。“寺庙供养完全是个人行为,来喇嘛岭寺的信徒大金额供奉的并不多,有时只有5角、1元钱。”
该书通过2017—2021年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指出,361户农牧民的宗教消费支出仅占其总收入的2.10%,总体上构成经济负担的现象已不普遍。宗教消费对人力资本的抑制作用已大大降低,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已基本不存在,人们生病不再求神拜佛,而是选择就医。宗教消费和投入“不再是农牧民提高其在村里地位、威信和受尊敬程度的主要途径,也不再是面临困难时获取他人更多帮助的主要手段;僧尼也不再是农牧民面临重大决策时的主要咨询对象。随着农村基层组织的加强,脱贫攻坚的成功实现,村干部正成为农牧民遇到困难时的主要求助对象,遇到重大决策时的咨询对象,成了村里最有威信和地位的群体”。访谈问卷的114户农牧民中有73户(64.04%)认为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自己不努力。当前,西藏农牧民的宗教消费如同普通商品一样,会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加而适当增加,但会低于总收入的增长速度;家中有人去世时,宗教消费支出较多;家中党员数量越多,家中宗教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小。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的功能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开始发挥调节身心、缓解压力的积极功能。
以上充分表明,随着我国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并生长于社会的宗教,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不断更新、调适自己,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充实时代内涵,才能实现自身健康传承发展。
114 户农牧民对村里最有地位和威信人的回答结构分布图
创新与拓展并举
该书在吸收与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与拓展研究。
首先,田野调查覆盖区域之广、访谈对象之多,超过同主题研究成果。作者调研了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那曲市、阿里地区五地市的7个县(区)的7个村庄(社区),共收集到361户农牧民的宗教消费数据。这些村庄(社区)的生产类型、空间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周边宗教服务设施等各不相同,其中既有农区,也有牧区;既有西藏腹心和普通地区的村庄(社区),也有偏远边境地区的村庄;既有村寺相邻的村庄,也有村寺分离的村庄;既有4个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的抽样村(社区),也有3个全样本村。
同时亦调研了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林芝市和阿里地区五地市的10座寺庙,并对其中8座寺庙——大昭寺、扎基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直贡梯寺、曲龙寺、塔巴寺、喇嘛岭寺的20名僧尼进行问卷访谈。这10座寺庙,既有影响比较大的寺庙,也有规模较小的寺庙;既有地处西藏首府的寺庙,也有地处偏远的寺庙;既有格鲁派寺庙,也有宁玛派寺庙,同时还有尼姑寺(曲龙寺)。综合考虑到了寺庙的规模、区位、派别、僧人性别等因素,20名僧尼中,既有普通僧尼,也有寺管会成员。
这些村庄(社区)与寺庙的选择,弥补了已有研究成果中田野调查区域不够广、样本不够多的不足,为更全面了解农牧民的宗教消费行为,以及这些宗教消费对其生计带来的影响提供了全面而翔实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
其次,在问卷方式、问卷人员安排、数据获取方式等方面颇费心思。一是在问卷方式方面,作者放弃传统的发放问卷、受访者填写问题、收回问卷的方式,采用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中,只有一位问卷人和一位受访者,问卷人记录受访者的回答并整理填写好问卷,当场完成并收回问卷的方式。二是在问卷人员安排上,由调研组里的藏族同事担任问卷人,或者聘请当地的藏族大学生、高中生担任翻译人员,并在问卷前对聘请的翻译人员进行培训,以形成对问卷指标的统一理解。三是在问卷访谈中尽量覆盖各个年龄阶段的受访者并考虑到性别均衡问题。通过以上三方面调研方式的创新,大大提高了调查问卷所获信息的准确性与有效性,从而为全书的分析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结论的可靠性。
再次,在影响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贫困效应的路径与因素方面进行了拓展研究。本书在继续关注宗教消费对西藏农牧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的同时,从需求侧(114户西藏农牧民)、供给侧(20位僧尼)对贫困根源的认知,以及二者对贫困、供奉与幸福关系的认识等方面进行访谈,加强了对农牧民基于来世动机的宗教消费问题的研究,并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发生的伟大社会变革——民主改革融入宗教消费的贫困效应分析之中,从而更好地切合了农牧民宗教消费兼顾现世与来世的“二世”特点。
图为114户农牧民对贫困根源首选项的结构分布图
图为20名僧尼对贫困根源认知的结构分布图
务实的写作风格
作者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书中关于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是否构成经济负担,以及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分析的依据,全部来自作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访谈资料与数据。尤其第三章关于农牧民宗教消费的支出总量与结构,以及是否构成经济负担的研究,附有13张表、4幅统计图,以及宗教消费占总收入10%以上的25户农牧民家庭情况的详细介绍(基于访谈记录整理而来)。书中所有结论都是基于对访谈资料与数据的分析而得出,有理有据,真实可信。全书语言朴实无华、言简意赅,满满地全是干货。书中共有61张表格、37幅统计图,作者将不易理解的经济学知识以相对通俗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达出来,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此外,书中还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如“末代防雹师旺觉老人”“西藏拉孜‘巫师村’:63名巫师主动‘下岗’”“西藏‘90后’僧人的现代化生活”“什布奇村村规民约摘录”等等,反映了和平解放以来科技普及对农牧民宗教观念转变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思想碰撞对年轻僧人产生的影响,同时亦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
综上所述,该书以充分的事实和大量第一手田野调查访谈资料与数据表明,经过和平解放以来70多年的发展,宗教消费整体上构成经济负担的现象已不普遍,其宗教消费功能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开始发挥调节身心、缓解压力的积极功能。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在发展动力、积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该书对了解西藏农牧民宗教消费的真实情况,考察研究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以及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西藏网 文/杜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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