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摄影：查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句句讲到了西藏干部群众的心坎上，学习之后倍感振奋，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治藏稳藏兴藏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指导新时代党的西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和根本遵循，其内容博大精深，其指导意义影响深远，需要我们长期学习和领会，并用于指导实际工作。

　　研究西藏历史，离不开中华各民族之间政治的、地理的联系和文化、经济的交流，离不开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形成，是与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从这一角度看，西藏的历史不是封闭的，也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单一民族的历史，而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敞开胸怀接纳各民族文化、文明，又能够主动融入到中国大历史的开放性的历史发展过程。

　　藏民族历史发展悠久。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西藏就有了人类活动，林芝、山南、聂拉木、定日、扎达、申扎、双湖和昌都、丁青等地的考古遗址发掘证明，今天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居民，是远古时代生活在高原的土著部落与邻近的羌族等经过长期融合发展而成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高原腹地的土著居民与周边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特别是西藏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与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的仰韶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川西和甘南一带的齐家文化；黄河中下游及辽东半岛、东海沿岸的龙山文化；东北地区的绕河小南山文化以及江南的屈家岭、青莲岗文化相共生。只是由于后来气候变化和自然条件差异等原因，各个地区原始社会发展不平衡，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由于自然条件较好，气候适宜，水源充足，氏族制度发展较快，其他高原、沙漠地区特别是青藏高原发展较慢。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越往后越加明显，即使高原的不同部落之间如象雄、苏毗、唐牦、多弥、东女和雅砻河谷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但是，中国古代各个地区原始氏族社会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的，都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范畴。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时期，中国中原地区已进入春秋战国后期，封建社会制度已经成熟，西藏地区才出现被称之为“四十四小邦”“十二列国”的古氏族部落群体。其中，分布在阿里地区的象雄部落最为兴盛。当苯教从西部地区发展起来后，象雄部落首先成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中原地区己进入了秦汉帝国时期，分布于现今山南地区的雅砻部落崛起，第一任部落首领聂赤赞普利用雅砻河谷雅鲁藏布江流域良好的自然环境和肥沃的水土，发展经济、扩大部落势力，与其他部落开始了统一西藏地区的争夺。此时的西汉帝国也加强了对西部地区的管理。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即：陇右地区、湟水流域、川西高原设州建府，加强了和西部地区各民族的联系，其中的羌族势力一度发展到藏东河谷、藏北羌塘一带。

　　公元1世纪至5世纪，前吐蕃各部落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此时，在藏中的一江两河流域出现了大片的定居村落，村落居民不仅饲养家畜，而且开垦造田，兴修水利，引水灌田，烧制木炭，冶炼金、银、铜、铁等金属，农业文明已在西藏地区产生，与东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逐渐增加。位于现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扎达门士古墓已经发现来自中原的丝绸和茶叶。当时，由于各部落氏族还不相统属，彼此连年征战，生产力遭到一定的破坏，社会经济发展仍较缓慢。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时期，但此时的民族融合特点各异，发生在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和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的民族融合急速向更高一级农耕文明演进，甚至出现如鲜卑族精英阶层强推全民族融合于汉族文明的大跨越。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各部族还处在原始部落向奴隶制过渡阶段，尽管某些部族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其发展水平相对还比较落后。

　　到了唐宋时期，过渡到奴隶制的吐蕃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了质的飞跃。

　　吐蕃王朝自第一任赞普开始，各氏族部落相互征战，互相兼并，经过几百年的相互争夺，西藏人民厌倦了战争，渴望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应时代要求，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任赞普松赞干布进行了统一各部落的兼并战争。公元630年，年轻的松赞干布继承了王位。继位之后，他看到贵族势力和军事首领控制着各自的地盘，互不相让，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将这些势力平息下去。

　　在忠于赞普的大臣的谋划下，他紧紧依靠中小贵族和平民的力量，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统一西藏的战争。他首先镇压了那些保守贵族的反抗，将西藏地区的政治中心从山南的琼结迁到拉萨，同时，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兼并了周围部落，将山南南部、拉萨、林芝、日喀则、以及藏北的苏毗部落并为一体，并与象雄联姻结好，最终使阿里地区臣服，统一了西藏的主要部分，进而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向奴隶制度的过渡。

　　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地区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以巩固新生的奴隶主制度。他首先以军事单位划分行政区域，确定了文武官制，任命各级官吏;派出具备军事才能的武官驻守各地。同时，着手制定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刑法，加强议事会盟制度，强化了赞普的权力。在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后，吐蕃奴隶主开始注重发展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建立和完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

　　在巩固了吐蕃奴隶制政权之后，松赞干布着意向周边拓展势力，在派人向印度学习的同时，更着意于向大唐学习，向东部发展，以进一步在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取得一席之地。而作为统辖四方的大唐帝国，在取得对西域诸邦国统治之后，也有把中原文明推向西藏高原的意愿，这样，高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交融就成为必然。

　　公元634年，松赞干布主动派人赴长安与唐朝联系，唐太宗遣官员冯德遐予以接待。在当时，以文治武功闻名的唐太宗从国家大局出发，为建立一个包括多民族在内的大唐帝国而不懈努力，对于周边各部来朝均予以隆重接待。当松赞干布派到长安的官员到达后,受到了唐宫廷官员的直接照顾。后来，松赞干布得知唐太宗将弘化公主嫁予吐谷浑王为妻，又将阳长公主嫁给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为妻，并授予可汗的儿子为左绕卫将军，这使松赞干布遂生羡慕之意，认为同是各地蕃王，也应娶公主为妻，随后也派遣臣下带着大量礼金前往长安求婚。唐太宗没有马上应允。松赞干布的臣下害怕回去受到责罚，便谎称，是吐谷浑王从中挑拨离间，使天子改变了主意，即“天子遇我厚，几得公主”。于是松赞干布大怒，派大军攻伐吐谷浑、党项、白兰等部，后又派兵攻入松州，声言此次攻打松州完全是为迎娶公主，并无他意，他曾经对左右说：“公主不至、我且深入”。

　　在松州交战中，松赞干布开始打得比较顺手，几次小胜唐军。后来，唐太宗不断增兵，吐蕃再难以取胜。见此形势，许多大臣请松赞干布罢兵返回，甚至有的大臣以自杀力谏罢兵。松赞干布最后几次均败于唐军，就又派臣下到长安请罪，并向唐太宗言明攻打松州不是本意，只是愿娶公主为妻。唐太宗从团结各民族，巩固全国统一和稳定的愿望出发，同意了松赞干布的请求。

　　公元641年，唐太宗命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予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赤桑央敦前去长安迎接，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在青海湟水一带筑馆暂住。当松赞干布得知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后，便亲率部众，千里跋涉至柏海附近（今青海玛多一带）迎接公主，当他见到江夏王后，恭敬谦谦执子婿礼。回到拉萨后，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这形象地说明了松赞干布的喜悦心情和以与唐朝廷宗室通婚为荣的思想。

　　松赞干布几次主动请婚于唐太宗并派遣多名青少年赴唐学习，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执着精神，反映了高原文明东向发展的趋势，松赞干布主动执子婿礼的心态也反映了松赞干布视唐蕃为一家的愿望。

　　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仅随同工匠就达600多人，并带去了中原大量的儒、医、农、工典籍、种籽、器物及释迦牟尼12岁等身铜像，在与松赞干布生活的过程中，两人相濡以沫，同心推动唐蕃亲谊，使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加快，呈现出了唐蕃“社稷如一”“和同一家”的大好局面。在此期间，唐朝的臣工、匠人、佛典翻译家、转道吐蕃赴天竺的僧人络绎不绝，较著名的有王玄策、李义表经吐蕃出使天竺，玄照往返吐蕃赴天竺取经等，他们都得到了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照顾。

　　唐高宗即位之后，松赞干布曾表示，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体现了松赞干布对天子的忠诚之心。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唐高宗甚为悲痛，如失西蕃之右臂，遂派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诏书前往吊祭。松赞干布去世后，唐高宗在唐太宗昭陵前绘制了群臣画像，将松赞干布排列到突出的位置。

　　松赞干布的去世，使西藏地区失去了一位文武双全的蕃王，此后曾一度出现臣强主弱的局面。由于禄东赞家族专权，四处用兵，唐蕃一度兵戎相加，后来强势女摄政赤玛勒脱颖而出，她尽心辅佐三王，力主与唐恢复“亲如一家”的关系。据英国学者考证，赤玛勒是吐谷浑后人，年轻时与文成公主交谊甚笃，受文成公主影响，仰慕唐朝文明，她重用吐谷浑贵族坌达延赞松，主张蕃、汉、吐谷浑、羌等各族和睦亲谊，反对保守大臣排斥唐朝文明的狭隘做法，她致力于吐蕃稳定，平息贵族制造的内乱，坚持唐蕃亲谊，终于实现了再娶唐朝公主的愿望。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嫁吐蕃，并在其后的岁月里传内地之民俗，请《左传》《尚书》《毛诗》等儒家经典等。金城公主为吐蕃文明发展、促进唐蕃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史载，金城公主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像重新迎供于大昭寺。这种“谒佛之供”延续至今，她还将内地的丧葬“七期”祭祀仪式引入吐蕃，至今依然为藏族人民所谨守。公元821、822年，热巴坚赞普执政时期，在大臣阐卡贝吉云丹的支持下，分别在长安和拉萨举行了著名的长庆会盟，进一步巩固了“社稷如一”的亲谊关系。

　　公元9世纪末，唐朝在农民大起义中被推翻，大唐帝国被分裂成五代十六国，此时地处西陲的吐蕃也未能幸免，在奴隶属民的大起义中，西藏也陷入四分五裂。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基本上恢复了统一，但与之并存的还有契丹、西夏、大理等东北、西北、西南等割据政权。此时，吐蕃王的后人唃厮罗崛起于藏北和青海一带，与汉、羌、吐谷浑等民族共同建立割据政权，他们在经济上以战马等物支援北宋，有时共同夹击西夏。后来宋王朝为了褒奖唃厮罗之功，遂封他的三个儿子分别为保顺军节度使、澄州团练使、严州团练使。

　　从唐朝末年至南宋时期，西藏地区正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时期，由于吐蕃奴隶制的崩溃，西藏地区300多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大小封建领主各据一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争战不已，一部分封建领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与佛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另一部分封建领主为了巩固世俗政权，排斥佛教在世俗政权中的地位。

　　吐蕃王朝崩溃后的分裂割据时期，佛教在西藏迅速发展。当时，最著名的有噶当、萨迦、噶举等派，11世纪中叶以后，又形成宁玛、希解、觉域、觉囊等派。各教派林立，互不统属，虽各有所依持的世俗政权，但谁也没有力量将混战分裂的西藏统一起来，于是，西藏各派汇入元代统一全国的大潮流中已成为必然。

　　这段历史说明，西藏地方政权无论是整合一统还是派别林立互不统属，其历史都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活动相关联，都离不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即使在吐蕃最强盛的时候，其内部也是由许多个民族组成，有的民族上层在统治集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吐谷浑的贵族在吐蕃兴盛时期往往担任吐蕃的重要官职。当然，这些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不单单体现于历史文字记载当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历史活动之中，包括考古挖掘与研究成果、自然地理演变、流落于民间的诸多实物等等，挖掘这些史实任重而道远。着手挖掘、整理和研究这些历史史实与材料，必须着眼于中国统一历史格局形成的必然，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政治、地理、文化、经济因素，在中国大历史格局中审视和研究诸多的历史材料。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审视、鉴别、学习西藏地方史，深入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深入研究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和平解放西藏以来，西藏乃至全国的历史学、藏学专家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已经仙逝的任乃强、东嘎·洛桑赤列、柳陞祺、恰白·次旦平措、王辅仁、王尧、祝启源、黄灏、姚兆麟、伍昆明等先生，仍在奋力笔耕的顾祖成、陈庆英、平措次仁、任新建、何宗英、巴桑旺堆、周润年、巴桑罗布、张云、喜饶尼玛、赵心愚、霍巍、石硕、次旦扎西等先生，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专家学者和研究历史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作为后起之秀已经担起了西藏地方历史研究的责任。上述同仁所挖掘、整理、研究的历史成果有一部分体现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还有一部分重点介绍、宣传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进而为历史教育和历史宣传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也有较大部分属于考据、考古学术范畴，这些学术大家的贡献已为学界和社会所熟知。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新时代对历史学习、研究、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史学界、藏学界不断推出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一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意义，对增强西藏各族各界的“五个认同”有着非常现实的作用。而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这就需要史学界、藏学界同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行动姿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在新的时代承担起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的重任，深入研究、编写、推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历史成果。（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车明怀 作者系西藏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