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来，马来，两样都来是个什么情况？

　　1971年秋，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小板申村，村民正趁农闲修整梯田。几名青年挥锹破土，却意外揭开了一座尘封千年的东汉古墓。考古工作队随即赶赴现场，对墓葬开展抢救性发掘。

　　古墓早年屡遭盗扰，墓内仅残存零星骸骨，几乎不见珍贵随葬器物。就在发掘工作将以一无所获收尾之际，清理现场的所有人突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整座墓室的四壁之上，满满铺陈着色彩鲜亮的彩绘壁画。

　　壁画的内容更是令人意外：那是一座阡陌相连的大型庄园，良田、桑林、牛羊一应俱全。草原腹地的东汉墓葬，为何绘出中原农耕图景？这位长眠于此的墓主，究竟是谁？他又为何将农牧共生的场景刻进墓室？

　　答案藏在两段跨越空间的草原旧事里。

　　（一）五原城的麻线

　　与这座墓葬几乎同一时期，几百公里外的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正上演着一段深刻惠及民生的变革。主导这场变革的，是出身博陵崔氏的崔寔（shí）——那位日后以《四民月令》泽被后世的农学家。

　　崔寔到任五原太守之初，便撞见了刺眼的现实：五原水草丰美，牛羊遍野，畜牧传统根深蒂固，可当地百姓却完全不懂种麻纺织的技艺，没有布匹缝制冬衣。漫长的塞外寒冬里，穷苦人家只能在屋中堆起厚厚的细草，整个人蜷伏在草堆里取暖；每逢官吏巡查，百姓便披着“草衣”出来相见，寒风掠过，人人瑟缩发抖。

　　《后汉书·崔骃列传》里记下了这份窘迫：“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明明土地适宜种麻，百姓却守着天然禀赋受冻。

　　崔寔没有强推中原政令，他选了最务实的一条路：拿出自己的俸禄，变卖私产，筹措资金，从雁门、广武等地请来工匠，打造纺车、织机、绩麻器具，手把手教当地百姓种麻、绩麻、纺纱、织布的全套手艺。

　　但他从没想过用农耕取代畜牧。他清楚，牛羊与皮毛是五原百姓世代生存的根基，动不得。他要做的，只是给这片牧地的生活补上一块短板：让百姓在保有畜牧生计的同时，能穿上御寒的布衣，不用再在寒冬里蜷身草堆。

　　很快，五原的土地上长出了成片的麻田，家家户户响起了纺车转动的声音。百姓依旧放牧牛羊、鞣制皮毛，只是身上多了麻布缝制的冬衣，寒冬终于不再难熬。史书只用寥寥几笔记载了这场变革的结果：“民得以免寒苦”。

　　崔寔的选择，藏着最朴素的生存逻辑：农与牧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互为补充、彼此托底。畜牧提供肉食与皮毛，农耕提供粮谷与布匹，两样凑在一起，日子才能过得安稳扎实。

　　（二）墓壁上的庄园

　　崔寔在五原推行的农牧互补之策，并非个例，而是东汉北疆治理的一个缩影。这份藏在史书里的民生实践，恰好能与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描绘的场景形成呼应。

　　和林格尔汉墓的主人，也随着壁画细节的解读逐渐清晰。有学者结合壁画中的多处榜题文字，对照《后汉书》职官沿革考证，推测这位墓主名叫阚如，是一位半生辗转长城沿线的东汉边吏。

　　和东汉大多数士族子弟一样，阚如以“举孝廉”入仕，从郎官做起，他没有留在都城洛阳按部就班升迁，反而选择外放历练：出任过西河（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长史，在汉胡杂居的黄河两岸协理军政；曾临危受命代理上郡（今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一带）属国都尉，统领兵马，平定边乱；还曾南下中原任繁阳（今河南省内黄县东北）县令，积累民政经验。

　　半生辗转之后，阚如最终官至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这一官职秩比二千石，“拥节监领”乌桓、鲜卑诸部，是东汉派驻北疆的最高军政长官之一，手持皇帝符节，执掌部族赏罚与边境互市大权。

　　按常理，这样一位手握兵权的封疆大吏，本该把出行仪仗、征战军功、部族朝谒的煊赫场面绘满墓室，彰显生前威势。可阚如却把最完整、最细致的壁画篇幅，留给了一座烟火气十足的田园庄园。

　　整座墓葬壁画共计四十六组、五十七个画面，像一部徐徐展开的图像传记，串联起阚如的仕途与日常。其中最完整的，是绘在后室南壁的《庄园图》，前室北耳室的《农耕图》则单独放大了耕作细节。

　　画面中，远山环抱着院落，田垄顺着坡地铺开，山脚处，两头健硕的黄牛并肩拉着犁铧，一名农夫扶犁俯身，翻开整齐的泥土——这便是汉代风靡中原的“二牛抬杠”犁耕法。

　　这套耕作技术在《汉书·食货志》中有明确记载：西汉搜粟都尉赵过推广耦犁与代田法，“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采用这一耕作方法，既能抗旱保墒，又能大幅提升产量。

　　汉武帝后期，这套技术被专门向边地推广，“教边郡及居延城……用力少而得谷多”，居延便是如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足见中原犁耕技术早在西汉就已传入今天的内蒙古地区。

　　阚如墓中呈现的，还是升级后的形制：二牛牵引、一人掌犁，比早期“二牛三人”的耦犁更省人力、操作更灵活。

　　这一发现并非孤例，鄂尔多斯杭锦旗霍洛柴登汉墓壁画中，同样发现了二牛一人犁耕的画像，印证了东汉时期这套先进农耕技术已在北疆草原广泛普及。曹永年主编的《内蒙古通史》评价，这种耕作技术在当时“居世界耕作技术之前列”。

　　顺着《庄园图》，可以看到农牧交融的细节愈发清晰：成片桑林沿着坡地生长，四名女子穿梭林间采摘桑叶；池岸整整齐齐堆着麻料，采桑之后便是绩麻纺线的工序；庄园另一侧的厩圈旁，马、牛、羊、猪、鸡散立其间，半散养在周边草场上。

　　没有生硬的“农耕区”“畜牧区”边界，耕田、桑麻、畜群自然交织，农夫、采桑女、放牧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劳作。

　　这恰好与崔寔在五原推广桑麻的举措，形成了跨越空间的呼应。阚如墓葬壁画中的桑麻与麻料，正是东汉北疆桑麻纺织业普及的图像佐证——像崔寔这样的边吏，把纺织技艺带到北疆；而阚如这样的封疆大吏，又把农牧共生的日常画进了自己死后的居所。他们不约而同地证实了同一件事：农耕与畜牧，早已融为一体。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对此评价：“这批壁画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绘画技术娴熟，集中展示了东汉晚期内蒙古地区的人文风貌。”而这幅农牧共生的庄园图景，正是这份人文风貌最鲜活的注脚：对半生镇守北疆的阚如而言，这不是刻意设计的理想，而是他治下最寻常的日常。

　　一座墓室的壁画，一位太守的旧事，藏着内蒙古这片土地延续千年的生存密码。

　　很多人总以为，草原与农田、游牧与农耕，是泾渭分明的两端，内蒙古的底色是纯粹的游牧。可千百年前的先民早已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宜耕则耕，宜牧则牧，从来没有非此即彼的界限。畜牧与农耕，不是谁征服谁、谁取代谁，而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互为滋养，共同撑起安稳的生活。

　　农牧共生，从来不是史书上宏大的结论，也不是某个朝代偶然的政策，而是一代又一代人顺着土地禀赋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

　　这份刻进大地的兼容与共生，穿越千年延续至今。今天的内蒙古，正从“农牧业大区”向着“农牧业强区”稳步迈进，农牧共生的传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它既是北疆大地不变的底色，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

　　（作者：鲁楠，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边疆民族史。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青年教师能力提升基金项目（编号：BR22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