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史上最伟大的中医，救不了嘉靖，却救了天下苍生

　　1567年冬，嘉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对皇帝的死，各路人士反应各异。徐阶、张居正急着写遗诏，让死去的嘉靖痛骂自己（著名的嘉靖遗诏）。狱中的海瑞得知消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把吃的东西吐了个干净。

　　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湖北，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搁下药锄，长叹一声。

　　他叫李时珍，几年前当过宫廷御医。他治得了病，却治不了荒唐。

　　嘉靖不信医生，只信方士。什么丹砂、水银、砒霜、铅粉、妇女经血、儿童尿液，来者不拒，能活到五十九，已经算是命大。

　　如果李时珍此时还在宫中呢？他或许能让嘉靖多活几年。但这不是中国之福。

　　若如此，世间就少了一个背着药篓踏破云山的背影；少了一部五十二卷、一百九十万字的《本草纲目》；少了千千万万被这部书救回来的性命；也少了四百多年后，莫斯科大学礼堂里与牛顿、哥白尼并列的那幅东方肖像。

　　这就是历史，有时残忍，有时慈悲。

　　（一）问药性

　　李时珍学医，真实原因是因为——笨。

　　这可不是杜撰。

　　李时珍的父亲就是郎中。那年代医生地位不高，《明史》里把行医的人归在“方伎”一类，跟算命、风水、观星、看相的并列。父亲受够了冷眼，哪舍得让儿子再干这行？读书考功名，才是出路。

　　可科举不易。李时珍三次乡试，三次落榜。

　　对于落榜原因，他归咎自己“质成钝椎”。

　　当然，古人喜欢自谦，诸葛亮也说自己“驽下”“才弱”。可儿子不会替父亲谦虚。李时珍的儿子就写道：“臣父时珍，幼多羸疾，长成钝椎。”

　　看来李时珍不太聪明，是个公论。

　　但世上很多伟业，恰恰是要下“笨功夫”才能完成的。

　　能走得最远的，从来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而是没停过的那一个。

　　科举无望，李时珍索性弃文从医。

　　他跟着父亲抄方、采药，积累经验。先是在地方上行医有了名气，后来进了楚王府，再后来成了宫廷御医，算是走到了医者的顶点。

　　一年后，他辞职了。

　　史书没写什么原因，却也不难猜。嘉靖的目标不是长寿，而是长生。为此，他日复一日地吃丹（毒）药。医生能做什么呢？站在丹炉边劝皇上别吃？

　　况且李时珍明白自己“质成钝椎”，不擅长人情世故。别人在太医院混得如鱼得水，对他来说，却是牢笼。

　　旁人穷尽一生想够到的地方，他说走就走。御医变回一个背着药篓的乡野郎中，走向田间地头，走向深山野岭，走向那些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穷人身边。

　　他的病人不再是一人，是天下人。

　　（二）寻药源

　　顶着“御医”的名头，李时珍即便回到乡间行医，想发财也不难。

　　可奇怪的是，他越干越穷。

　　其中缘由，是李时珍给穷人看病，分文不收；遇上穷得揭不开锅的病人，药就白送。史书上记载他“多阴行善（做好事不留名）”“立活不取值（救人不收钱）”。

　　很多事都可以干成买卖，但行医不行，救人命不行。

　　李时珍也有苦恼，古代医书很多，但是并不系统，且谬误百出。

　　比如前代药书常将外形相似的“硝石”与“芒硝”混为一谈；又比如各方对“何首乌”记载矛盾，有说补益上品，有说久服伤肝。李时珍每翻一页旧书，便觉后背发凉——千百年来，多少性命就折损在这些以讹传讹的方子里？

　　为什么从古至今，就没人肯修一部系统完整的医药书籍？

　　原因有两个。

　　第一，体量大。天下的药材何止万千，遍布天南海北。长在高山上的、埋在深沟里的、漂在海边的，挨个去找、去辨、去尝，恐怕要搭进一生。

　　第二，没人买。古代印书贵，书商要赚钱。医书印出来，有几个老百姓买？哪比得上《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古代科技百科全书，也因为印量太低而散佚，还是后人从海外把书找到重印的。

　　谁会用一辈子做一件无利可图的事？

　　李时珍会。

　　他背上药篓行囊出发，一走就是几十年，从湖北到江西，从江苏到四川，几乎走遍了中国。

　　他翻山越岭找到曼陀罗，用花泡酒喝下去，昏迷了很久。这种麻醉作用化作《本草纲目》中的几个字：“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

　　他听闻龙峰山上有白花蛇，就跟着捕蛇人钻进乱石灌木，翻了好几天，终于捉到一条。他发现此蛇善治风痹惊搐，药力远非他处所产可比。李时珍给它起名为“蕲蛇”。

　　他前往武当山寻找进贡皇帝的“仙果”。半夜摸上山，翻墙采了几枚，发现不过是榆树果子，生津止渴罢了。

　　他来到宁夏野猪沟，听说有一种红果子。摘下来亲口尝尝，又晒干了，记下药性。这东西从此有自己的大名——枸杞。

　　他蹲在田埂上，跟农民讨教庄稼的脾气；坐在船头，听渔夫念叨水里的学问；追着樵夫问山里的毒草和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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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年，一百九十万字，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材，一万一千零九十六个方子，上千幅手绘插图。

　　几组数字，是李时珍的一辈子，是他翻过的山，蹚过的河，摔过的跤；是他燃尽的灯、写干的墨、弯曲的背。

　　事实上，直到李时珍去世，他也没能看到《本草纲目》出版。

　　中外历史上，这样的遗憾并不少见。笛卡尔没等到《方法论》流传，歌德没看到《浮士德》发行，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印出前就闭上了眼睛。这些人多郁郁而终，可李时珍不同。他晚年很快乐，还经常跟旁人打趣自己是神仙（夜即端坐，以神仙自命）。

　　他知道《本草纲目》很难流传下去，但那又如何？他是个医生，把该治的病治了，把该记的药记了，把该尽的责尽了，就可以心安了。

　　他不知道什么叫“历史意义”，他只知道，天底下每一条生命，都该被好好对待。

　　这层心境，李时珍记为“质成钝椎……僭篡述之权”。意思是像《本草纲目》这般著作，本来不该由我这样愚钝的人来完成。

　　但事实上，只有他做到了。这是中国之幸，也是人类之幸。

　　（三）存药魂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比较了拿破仑与隋那。

　　拿破仑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史书里金光闪闪。隋那发明了牛痘疫苗，让天花从人间撤退。

　　鲁迅问了一个问题：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可你看看自己的胳膊，上面总有一两个疤——那是种过牛痘的痕迹。隋那救了多少孩子？多得数不清。可我们有谁记得这个名字？

　　这里的隋那，今天改译为“琴纳”，也还是没多少人知道。

　　当然，我们不否认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但战争很复杂，有正义的，有非正义的，有侵略的，有反侵略的，无法一概而论。

　　可救人不复杂，哪怕只救了一个人，也一定是英雄。

　　而救了千万万条性命——像李时珍这样，我们该怎么称呼他？

　　李时珍死后不过三年，《本草纲目》便刊印出来，销遍大江南北。然后是日本、朝鲜、东南亚、欧洲、北美——几十种译本，让这部书成了世界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达尔文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李约瑟把李时珍和伽利略并列。联合国把《本草纲目》收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今天有很些人开始质疑李时珍，当然，其本质上是质疑中医。

　　这事不必遮掩。中医传了几千年，从业者多，难免鱼龙混杂。鲁迅的父亲病了，医生开的方子里竟有一味“原配的蟋蟀一对”。

　　但我们不能因为一把烂叶，就否认一整棵树，更不能就此否认那些真正为病人付出心血的人。

　　《本草纲目》里也有错漏。李时珍那时没有显微镜，不知道细胞和细菌，有他那个年代实在够不着的边界。可他比起之前的时代，却是巨大进步。就像今天现代医学比起明代有巨大的进步一样。

　　天下的事务不是零和关系。现代医学也没少从中医中获益。李时珍尝了多少野草，这才锁定青蒿为疑似治疟特效药，屠呦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

　　当年的国民政府放着中医的可验之功不取，置一般民众看不起西医的事实不顾，要废除中医，这才是荒唐。

　　幸亏《本草纲目》没丢，那些方子没丢。

　　嘉靖帝求了一辈子“长生之术”，终成灰烬；李时珍求的是“活人之法”，反得永生。自以为聪明绝顶的帝王化为尘土时，这个自认愚钝的乡野郎中，却在草木根须间，摸到了真正的千古。

　　李时珍一颗医者的仁心，把穷人的苦、人命的重，背负肩上；一股不肯停歇的韧劲，让他翻过千山，尝遍百草；一份历史的担当，让他以一己之力，把千年医药旧账从头理清，交到后人手中。

　　五百年间，潮起潮落，王朝更迭，多少煌煌人物已消散，只有这位连举人都没考上的“钝椎”先生，还在人间救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