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史，尤其是西藏历史。此文原载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发布时有删减。

　　笔者：《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与西藏政局研究（1940——1944）》是您在2013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期又开始对戴新三《拉萨日记》的整理与研究，您的一系列研究体现了一贯性——即以边疆民族史和重要人物史为切入点来研究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研究情况？

　　王川：《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与西藏政局研究（1940——1944）》是对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在1940年至1944年的整体性研究。在此期间，我发表了《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1940——1944）》《“藏警案”及其对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影响》，为他引多次。而后，我开始对新发现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戴新三《拉萨日记》进行整理、研究与著书，历经十年而完成，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中层干部”科长个案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属整体视角下的个案研究。

　　《拉萨日记》为戴新三驻藏期间所撰，是近年发现的关于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珍贵文献。戴新三驻藏工作期间，就个人之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坚持逐日记载，形成了兼杂公私事务的个人日记。现存《日记》的记载，从1942年10月到1944年12月，跨越两年两个月，合计774日。原稿首页分别有戴氏手书《拉萨日记》（二）、《拉萨日记》（三）字样，暂未发现《拉萨日记》（一）。

　　通过对《拉萨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可挖掘许多重要历史史实：首先，有关维护国家主权的记载，是驻藏办事处代表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强化治权有力宣示的历史见证，行政机构的设立和官员任命派遣，是国家主权物化的体现；其次，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的记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生动、鲜活而坚实的历史依据。例如日记所载各种公私宴请颇多，此种宴请，是彼此对文化、习俗、饮食、娱乐等的吸收，是当时文化交融的体现。还有对北京、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商人在拉萨设立商号，往返各地经营商业；中央政府西藏僧俗官民于重大事件时为中央政府诵经庆祝、祈福；汉藏通婚，办事处秘书华寄天、驻藏人员颜俊、罗坚、萧崇清等，汉商张克昌等，均在拉萨娶藏族女子为妻等记载。再有记载汉僧到拉萨学习佛法与活佛喇嘛赴内地传法，记载了甘丹赤巴“向极倾慕中央”“颇有赴内地传法之志愿”，是西藏宗教势力认同中央之有力证据。

　　再次，有关驻藏办事处、驻藏人员的记载，是戴新三驻藏时期驻藏办事处这一机构组织与运作的最细微表述。有助于研究蒙藏委员会以及其驻藏办事处、该时段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取向以及相应的幕后原因等；最后，关于驻藏人员日常公私生活的记载，有利于探讨驻藏官员藏事成效之原因，为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参考。

　　基于以上研究，我发表了《民国时期戴新三著〈拉萨日记〉选注》《戴新三1943年〈拉萨日记〉选注整理与初步研究》《19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职员的日常生活——以戴新三〈拉萨日记〉为中心》。这一系列研究文章，首先揭示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运作的详细情况。其次，清晰地展示出当时西藏藏族与汉族回族等兄弟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这些基本史实，是驳斥国际上“西藏独立”论调，并揭示之荒谬性的有力证据。故这一研究有利于从历史史实的角度，向国际社会展示西藏地方的历史地位及中央政府行使对藏主权与治权的合理合法性。最后，对于国民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的研究，为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图为王川2007年7月在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中路乡考察藏碉 王川供图

　　笔者：《清代驻藏大臣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是由您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顺利召开了开题论证会。请您简要介绍该项目的选题意义及申报过程。

　　王川：驻藏大臣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学术论文为主，系统论著不足；二是话题相对集中。无论在驻藏大臣制度抑或人物层面，相关探讨集中在传统领域，随着相关概念界定已趋于共识，探讨空间日益缩小；三是缺乏与外界对话，据“全国藏学研究论文资料要目索引”和《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等相关数据，由于中外学者在清朝西藏历史研究中有明显的“为我所用”的价值取向，国内外学者在相关研究中缺少交流与对话。

　　在这一背景下，兼之我长期关注驻藏大臣制度的发展与流变，于是申报了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目前，与黄维忠教授、曾国庆教授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等校的学者，正在共同积极推进这一研究。

　　笔者：众所周知，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自古以来便是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要区域，您的研究频繁关注了地理格局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和与之带来的文化交融的呈现。能否就此谈一谈您的理解与思考？

　　王川：青藏高原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汇、接触的区域，除藏族之外，还生活着汉族、蒙古族、普米族、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羌族、彝族、白族等众多世居民族，丰富的民族构成导致了该区域文化互动的异常活跃。

　　我在2004年立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藏地区近现代民间宗教与信仰研究》，做的是西藏地方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如关公崇拜、财神庙、文昌信仰等。关公信仰与崇拜推动了汉、藏、满、蒙古、锡伯等民族的文化交流，巩固了彼此的认同感和共同的国家观念。藏族聚居区及其他民族聚居区的关公崇拜及关帝庙，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历史见证。

　　2002年，我与霍巍教授、王晓松先生等参加川滇藏“茶马古道”联合科学考察。“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西部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以茶、马为代表性商品的贸易而形成的商道。更为关键的是，这是中国学者自己提出的学术话语，我视为建立中国民族关系阐释理论与体系的一种重要尝试。

　　“藏羌彝走廊”是基于费孝通先生“藏彝走廊”概念的进一步扩展与阐释，涵盖了西部历史上以藏羌彝系统的众多民族（族群）先民为主体、纵贯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民族迁徙通道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了走廊沿线各民族的文化；而在文化濡染之下的藏羌彝等各族人民，又在文化的指引下，局部改造并影响了当地的地理环境，进而创造出了多元的民族文化。而多元的民族文化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以文化为纽带将各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拉萨河畔60日——拉萨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一书封面 王川供图

　　笔者：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访谈的最后，您能否在此寄语青年学者？

　　王川：青年学者更是中国未来学术的希望。未来的学术，一定是中西交融、文明互鉴、科技与人文融通的学术。希望年轻学者，打好基础，深思潜研，如太史公所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对于立志研究民族史、藏学的年轻学者而言，还应尽可能攻克一门甚至更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利用多种史料加深对于文献的解读，理解“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对于史实的求真，对于跨文明的对话与相互理解，对于读史阅世，一定是大有促进，极有益处的。（中国西藏网 文/姜凌志 袁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