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寺珍藏的《互助条约》折射出伟大长征精神

　　金秋时节，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城北坡上的甘孜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10月20日下午，在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西藏网采访组来到寺内，一份静置于玻璃柜内的《互相条约》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份1936年的《互助条约》，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委员陈昌浩与甘孜寺住持仲萨活佛、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共同签署，约定“红军与卜巴及喇嘛联合到底”，曾被格达活佛缝进枕头、珍藏近半个世纪，直到1985年才重见天日。 

　　一纸盟约字字千钧，十条正文悉数罗列，见证着一段军民鱼水、藏汉团结的往事。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西进康北，在炉霍、甘孜一带休整。然而高原春寒料峭，粮秣奇缺，反动势力又散布谣言，群众避入深山，寺院僧众心存疑虑，红军战士只能露宿荒野、挖野菜充饥。面对重重困难，同年4月，朱德在寿灵寺主持召开炉霍会议，确定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共同北上的方针，并在会议前后严明红军纪律，宣布“尊重藏族风俗习惯，爱护藏民一草一木”等各项规定，百姓未归家前绝不入户，还帮群众春耕种地。 

　　进驻甘孜县的红军，同样恪守这份对藏族百姓的尊重和爱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曾以“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名义发布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寥寥数语护佑了觉姆寺（尼姑庵）的一方安宁。 

甘孜县城 

　　渐渐地，人们对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放下了戒备。最先敞开大门的，是炉霍县寿灵寺木郎大法会管家相子·益西多吉。亲眼看到红军严格保护喇嘛寺、经书佛像，尊重当地风俗、善待群众，他深受触动，主动向红军表明友善，并派信使曲吾太、罗绒多吉赶赴甘孜，一面转达寿灵寺的诚意，一面劝解甘孜寺：红军讲信义，与其观望，不如以诚相待。甘孜寺住持仲萨活佛接信后打消疑虑，派代表迎接红军先遣队。 

　　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利寺签订《互助条约》，约定“逐渐消除西康甘孜卜巴喇嘛与大金寺西藏卜巴喇嘛过去的恨仇”“实行卜巴民族的团结与一致”，并参照博巴原有习惯建立甘孜博巴政府。条约同时明确，“喇嘛寺土司在执行上面条件下，红军负责保护”。从炉霍寿灵寺到甘孜寺，一座座古寺由戒备转为亲近。 

甘孜寺 

　　那么，《互助条约》为什么选择在甘孜寺签署？ 

　　其根本原因在于甘孜寺在康北政教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一，它作为“霍尔十三寺”的首寺，一举一动皆牵动着整个康巴的目光。条约在此签署，等于让首寺为枢纽的“霍尔十三寺”同时进入了契约的覆盖范围。其二，它背后站着孔萨土司的世俗权力体系，争取甘孜寺，实质上是在争取整个康北政教同盟的中枢。其三，来自“甘孜”这个地名本身。“甘孜”原为寺庙名称，清康熙元年，霍尔曲吉·昂翁彭措修建十三座格鲁派寺庙时，第一座甘孜寺建在有白色石头的地基上，遂以“甘孜”（意为洁白美丽）为名，后衍为县名、州名。这意味着，在近代行政体系进入康北之前，甘孜寺就是这一区域最具辨识度的政治地理标识。 

　　因此，《互助条约》在甘孜寺签署这件事，可视为一份红军与整个康北地区的信任契约。 

　　签署条约后的次月，条约中“参照博巴原有习惯建立甘孜博巴政府”的约定如期落地，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活佛当选副主席，成为活佛参与革命政权的第一人。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朱德与格达活佛九次促膝长谈，临别题赠“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红军在甘孜县喇嘛寺“寄托”17名红军伤员时留下的便条 

　　红军北上后，留在康区的伤病员约三千人，主要集中在甘孜、道孚、炉霍。当地群众以“收养红军是积善，遗弃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的朴素信念悉心照护。格达活佛收留二百余名伤病员，为他们治病、起藏名，再护送出藏；甘孜寺及其下属寺庙共捐粮约十万公斤；炉霍县收留红军一千一百余人，三百余名红军战士与藏族群众结为家庭，还有藏族青年换上军装，随军北上。 

　　这份情谊，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为和平解放西藏，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赴藏劝和。8月22日，不幸在昌都遇害，年仅四十八岁，以生命守护了对这份契约的承诺。 

　　千里雪岭，本是长征途中最苦寒的一程，然而一扇扇寺门为远征者敞开，雪岭上便多了一份暖意。今天，在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重读这份条约，字里行间满是拳拳爱国之情，宗教界爱国爱教、与党同心同行的赤诚，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情，凝结在这一纸盟约里，雪山为证，代代相传。（中国西藏网 文/边子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