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整20周年。当下,“天路”作为一条幸福路、团结路、和谐路,已经演变为涵盖青藏铁路、青藏线、318国道等众多进藏交通要道的“意象”,出现在众多文艺作品及新闻报道中。总结“天路”意象背后的中国理论及中国实践经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青藏线列车驶入青海省格尔木车站 摄影:赵振宇
作为东方修辞意象的“天路”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具有三重意蕴: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天路”与这三重意蕴对应:天路的尽头是青藏高原,其自然禀赋与自然之天相对应;进藏的各交通要道不是单向线性、高高在上的“扶贫”之路,而是交汇东西、给沿线各区域各民族均带来福祉、改变命运的天路;第三重意蕴上升至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关怀——众生平等理念下的各民族、各地区民众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义理”之路。
“路”与“道”在字面意义上相通,但“道”的文化意蕴、历史渊源更为深厚。“天道”无形却无处不在,也自有其运行之理,人应在顺应天道的基础上积极作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青藏高原的自然条件为修建交通要道设定了重重险阻,但聚数代人智慧、举全国之力,顺应沿途地理条件、生物保护客观条件,建成当下的“天路”网络、系统,是符合“道”之大义的。
在古老的原始苯教与佛教融合的宇宙观中,世界被分为天、地、地下三界。连接这三界的“宇宙轴心”(如须弥山,冈仁波齐),在仪式和神话中被视作是沟通人神的“天梯”或通道。
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王本身是“天神之子”。在史诗开篇,格萨尔正是通过一条神圣的通道,从天界降临人间,以平定妖魔、护持佛法。这条连接天界与岭国的路径,也是最原始的“天路”。
因此,“天路”是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东方意象”,而非简单的“符号”。“意象”与“符号”的差别在于对“人”的主体性关怀:经由生命体验而拥有的“意”,显然超越了抽离人性的符号“能指”;符号“所指”对应的外物,也须赋予人的经验与体认,才能升华为“象”。
“天路”意象的和合叙事功能
贯穿了“自然——个体——社会”三个层面的“天路”意象发挥了“和合”叙事的功能:
其一是“众生——个体——族群”的和合叙事主体。“环保先行、保护优先”的理念,使得青藏铁路并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众多进藏要道为沿线个体带来人生轨迹转变的真实体验;个体命运的转折,汇聚在一起是沿线不同民族、区域与社群的整体变化。因此“天路”为众生、个体与族群不同主体提供了叙事可能。
其二是“万物——个人——中华民族”的和合叙事视角。不同于叙事学的第一、第三叙事视角区分或万能视角、有限视角区分,天路多元叙事主体的和合基底决定了叙事视角的和合:万物的视角见证了生存环境的维护与种群的生衍不息;个人视角聚焦个体生命体验;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则记录了多民族的共同富裕与国家的整体强盛,在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各族干部群众、各部门各单位万众一心、团结协作,共担重任,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青藏铁路精神的现实演绎。
其三是“自然——世俗——精神”的和合叙事时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仅是“天路”的“自然——世俗”叙事。“义理”之天及其通达之“道”,以及沟通天界与人间的神圣“天路”,为各族民众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空间、精神家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更需要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深厚滋养。“天路”意象的生成,“两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的传承发展,正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人文精神。如何系统梳理这些本土修辞资源、探索其中的民族共同体叙事功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亟待深入的方向。(中国西藏网 文/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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