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重庆接见了一支特殊的团队——“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随团而来的是当地百姓募捐的400余件金银首饰、藏族茶壶、马鞍等以应抗战之需的物资。又年春,在藏族巨商家族邦达昌的带领下,一支由2000余匹骡马组成的驮队,翻越雀儿山、二郎山,浩浩荡荡地从康定向重庆及各大战区跋涉。他们所走的这条线,便是著名的“茶马古道”。
历史中的茶马古道因地势复杂艰险,几经衰落鲜为人知。直至抗战时期,这条被遗忘的古道才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承载着一队队驮着各种战时物资的马帮商队,成为战时大后方共御外侮的重要通道。
商道即生命线,是驼铃声声中的家国担当。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对中国抗战后方实行战略封锁,沿海商路尽数断绝,滇缅公路也被完全切断,加之西南边疆国际运输能力薄弱,后方物资供给一度紧缺匮乏。而彼时,以邦达昌、三多昌等为代表的藏族商帮掌握着西南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命脉,他们主动调整商道网络,将茶马古道的一段,即从印度出发经西藏抵达康定的线路转为支援抗战的战略通道。据统计,当时在这条线路上,每个月能从印度运来240吨物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邦达昌商号便通过该路线运送支援了价值达1.5亿美元的抗战物资,使之成为祖国内地与西藏间的贸易金桥,承载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生命通道。
更为珍贵的是,这场商业抗战孕育出超越地域的民族认同。1942年,在茶马古道上,驮着西药、皮革、茶叶、布匹等物资来往的马帮不绝如缕,各民族商贾马夫都积极投入支援抗战的热潮中,极大地促进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这离不开邦达昌家族与格桑泽仁等爱国人士的动员,他们审时度势,敏锐地成立了康藏贸易公司,号召藏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抗战。无独有偶,在爱国力量的感召下,1941年,常年因贸易流转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藏商泽仁桑珠(汉名马铸材),不仅组织各族马帮从印度抢运国际援华物资,还会同其他侨领向噶伦堡侨胞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抗日“月捐活动”。当商业行为升华为家国大义,雪域商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深刻内涵。
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茶马古道上,藏族同胞以商抗战的壮丽凯歌,仍在每一块青石、每一缕茶香中回响。重温这段峥嵘岁月,我们清晰地看见:当祖国危难之际,藏商们以敏锐的洞察力与不屈的脊梁,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风雨同舟,在抗战大后方精心织就了一张至关重要的物资生命线。这不仅是商业智慧的胜利,更闪耀着“商道济世”的光芒,它深刻昭示:当商业的力量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同频共振,不仅能筑起捍卫家园的屏障,更能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为各民族铺就共同繁荣之路、架起命运与共之桥。这份精神,如古道上的血脉,奔涌不息,历久弥新。(中国西藏网 文/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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