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堆次仁：在拉萨玩足球的四十年

图为旺堆次仁在足球比赛中执裁。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教练塔杰和体育教师王先智已经等在校门口，他们笑盈盈地把五十块钱塞进旺堆次仁的口袋，哈达搭在他肩上。平日里严厉的教务处主任，在宣传板上写下一行字——“‘霸’旺堆考上了西藏民族学院，他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

　　旺堆次仁站在那里，没说话。眼泪掉了下来。

　　那是1996年。多年后，网上关于他的报道多了起来，点开评论，满屏都是“阿爸”“爸旺堆”。

　　从“霸”到“爸”，这条路他走了二十七年。

　　攒下来的五毛钱

　　“嘀嘀嘀——嘀嘀嘀——”凌晨三点到三点半，闹钟响了三次，旺堆次仁才慢慢支起身，摸索着打开台灯和电视。这是他追看的第十届世界杯。屏幕里西班牙队时隔16年捧起大力神杯，微信球友群炸了锅：“结束了”“又四年了”“下次熬不动了”……

　　天微微亮，厨房柜子上，马拉多纳带领阿根廷队夺冠的贴纸发着亮。

　　那是他的初代偶像。

　　1986年，小昭寺附近一处家属院，几排铁皮房围出一块空地，中间摆着一台黑白电视。

　　荧屏上，《女奴》里悲惨的女主伊佐拉正隔着火光哭泣，大人们看得入神，眼眶发红。

　　此时，院里大半男孩却挤在电视前吵吵嚷嚷，大人们伸手拨开他们的脑袋：“让开让开。”孩子们缩一下，又挤回去。十岁的旺堆次仁拿着小板凳挤在最前面——马拉多纳的比赛马上就要放了，要是看不成，明天就没法和同学“交代”。

　　那一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完整转播世界杯赛事。

　　在那之前，他理解的踢球就是踢——塑料瓶也好，纸团也罢，都一样。

　　可电视上的不同：桑巴足球的华丽、阿根廷的凌厉、看台上几万人的呐喊，像要从屏幕里炸出来。

　　“这比藏历新年还热闹。”很多年后回忆起，旺堆次仁还是会这样说。

　　夏天结束后，他进入了拉萨市第一小学足球队。

　　每次比赛前夜，他都会把队服叠好放在枕边，闭着双眼，攥着一角，小声念叨“明天一定要是晴天。”

　　除了队服，其他也就没什么好装备了，求着妈妈买的胶鞋穿一个月底就烂了。护腿板更不用说，根本没有板子，就是把竹签子塞进袜子里，绑在小腿上凑合用。

　　距离一小不远处的光明岗琼茶馆对面，有一家几个残疾人合伙经营的录像馆，那是旺堆次仁每天放学都要去看一眼的地方。甜茶的香气裹着藏面的咸香，飘满整条街道，但他的眼睛却只盯着录像馆门口那块小黑板。

　　要是上面画了一个足球，又用藏文写了一个“有”，他和伙伴就得攒着零花钱了。周五的球赛放映，一场需要五毛钱到一元钱。

　　到时，再用手头的闲钱买上几根长条泡泡糖，撕开红白包装塞进嘴里，泡泡糖的甜很快就没了，但屏幕上的球赛能咂摸好几天。

　　租一天录像带，要五毛钱。带子被人借多了，画面就花了，屏幕上正要起脚的腿卡在半空，旺堆次仁急得挠头，把录像带取出来用手指转两圈，拍一拍，再塞回去。

　　也是在四处找球看的日子里，他第一次看到球王贝利的传记——贫民窟男孩带领巴西队拿下大力神杯。

　　“当时我意识到，只要努力就能闯出一片天。我就定了，以后要干体育。”

　　波林卡的老鼠洞

　　午后，河坝林鲁仓茶馆人声熙攘。旺堆次仁斜靠长椅，身形结实黝黑，寸头两鬓泛白，下巴留着一撮整齐短须。

　　茶馆一楼通往二楼的转角墙面上，挂着“鲁仓茶馆足球队”历年合影，泛黄的照片层层叠叠。他指着左下角一张：“那是二十多年前，波林卡的‘兴达’杯。”

　　说到“波林卡”三个字，他的语气慢了下来。

　　“那时的波林卡，石灰线自己画，草坪不平整，地上还藏着深浅不一的老鼠洞，一脚踩空就崴一下。”旺堆次仁笑着说，“但那是我们拉萨足球人梦想起航的地方。”

　　那是拉萨第一座标准化公共运动场，天然草坪、简易跑道、土制看台。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园林，每到运动会，操场上孩子挥汗如雨，树荫下的同学坐在用旧花布、丝巾搭的“帐篷”里喝甜茶，听录音机放《荷东》——那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那个时候，旺堆次仁一有空就往波林卡跑。初中时为了看球或踢球，每次都要走半小时；高中进了拉萨一中，距离近了，上课时听到球场方向的欢呼声他就坐不住，急头白脸把卷子划拉完，顺着墙根的树翻过去。

　　休息日更不必说，三十来个人挤在一个球场上踢球，踢高兴了，回家挨两句骂也是常事。

　　那些坑坑洼洼的草坪和堵不完的老鼠洞，埋着他的少年时代。也是在那些草坪上，他对足球的热情从喜爱变成了一种选择。

　　“我的眼里只有体育老师。”从小到大，他最爱上体育课。高二文理分科，文科更好的他选了理科——因为体育教育专业只收理科生。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狂奔到学校。看着黑板上写下的一行字——“‘霸’旺堆考上了西藏民族学院，他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

　　旺堆次仁站在那里，没说话。眼泪掉了下来。

　　“我是幸运的，爱上足球，又有了梦想，并且实现了。”

　　从“霸”到“爸”

　　网上关于旺堆次仁的报道下，满屏都是“阿爸”“爸旺堆”。可他说，小时候那个“爸”其实是“霸”——因为身体结实、踢球硬朗，又是队长，被称作“霸旺堆”。

　　他把这份“霸”气从操场带进波林卡，又带进大学。“每一次上专业课，我都想着以后要把这些知识百分之百用到学生身上。”

　　1999年，他以专业综合考评第一的成绩毕业，进入拉萨北京中学。从此，“霸旺堆”变成了“爸旺堆”。

　　一进学校，他就负责管理课间操，没多久便被调进德育处。新的工作岗位让他有了更深的体悟：体育固然重要，但既然做了老师，他有比体育更重要的事。

　　学生早上起床，他跟着盯；夜里两三点，他去帮孩子掖被角。除了寒暑假，他几乎住在学校里。

　　调皮的、不爱上学的孩子，他尽量去“抓”。

　　“成绩不好没关系，人‘歪’了可不行。”他说，“要是能在学校里拉孩子们一把，至少进入社会后会少走很多弯路。”

　　有一次，他在茶馆碰到一个孩子，背着书包，一整天坐在那里。他好奇，上前去问。孩子说，是因为逃课被原来的学校退学了。

　　“你还想不想上学？”

　　“想。”

　　就一个字，那个孩子留在了北高，不再逃课，好好念完了书，后来考上普通本科，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

　　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我是体育老师，教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梅西、C罗，更遇不到一个姚明。我不需要把每个学生带成体育健儿，但我可以好好育人。”

　　话是这么说，体育上他也没松劲。足球、篮球、田径项目上，北高九次蝉联拉萨市高中综合性运动会冠军，是拉萨高中体育圈中的佼佼者。

　　暑假期间，旺堆次仁回了趟校园，门卫给他收着一些毕业生送的礼物——风扇、发型定型喷雾、鲜花……东西都没多贵，都是学生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

　　更让他欣慰的是，有很多学生成了他的同事。

　　2005年，索朗多吉考到北高，对旺堆次仁又怕又敬。后来他考上西藏民族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回到北高任教，和曾经的老师做了同事。“现在我也在思政办，碰到问题，还会问‘爸’旺堆该怎么办。”

　　“体育”和“老师”，“霸”和“爸”，在旺堆次仁身上是具象的——是场上扯着嗓子吼出的严厉，也是场下悄悄塞进学生心里的温度。

　　哨声有回响

　　拉萨“鸟巢”旁一块六人制场地，比赛即将开始。

　　旺堆次仁换上裁判服，黄牌、红牌、哨子，一样样理好。

　　哨响。球员拼抢，皮球在草皮上快速转移，呐喊声一阵接一阵。旺堆站在场中央，目光跟着球走，跑动、变向、举旗、鸣哨，黑金色裁判服被汗浸透了一片。

　　中线对面，副裁判是他的学生——年轻人的脸上还带着一丝丝青涩，但举旗、指向角球区、退回中线，有模有样。

　　终场哨响，两人从球场两端走向中间，碰了碰拳。

　　这一幕，换做二十年前，旺堆次仁想都不敢想。

　　2002年，他第一次被推上场当裁判——“你不是学体育的吗，过来顶一下。”硬着头皮上去，凭感觉吹了一场。

　　那时拉萨裁判少，没人愿意干，吹一场两边都骂，下半场就没人吹了。

　　但旺堆次仁顶了这一场，觉得能干。2004年，他坐了一天一夜车到格尔木，再转火车辗转到广州，参加中国足协举办的国家级裁判员培训班。

　　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西藏依旧没有新裁判。能吹正式比赛的，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那些人老了、退了、离开了。当年的年轻人，就成了圈里最“老”的那个。

　　后来他的学生也考了证。“足球会越来越受重视，裁判团队缺人，年轻人应该来试试。”索朗多吉听了老师的话，2014年考了证，也成了球场上吹哨的人。

　　再后来，拉萨师范的学生也找来了，想跟他学做裁判。他全都带，不收钱。

　　吹哨这些年，他亲眼看着西藏足球在变。

　　以前的球都在天上飞，长传冲吊，脚下没章法，看台上的人跟着抬头、扭头、再抬头。如今球落地了，短传配合多了，跑位有了章法，大家开始用脑子踢球。

　　场地也在变。2012年“小鸟巢”动工，他盯着工程看——里面什么样？我什么时候能进去？2016年拉萨首届邀请赛，他如愿站在了那片场地。人工草皮、塑胶跑道、标准看台，哨声一响，声音能弹回来。

　　比赛跟着多起来。山南“石榴籽杯”来了国际代表队，林芝“尼洋河杯”一年比一年热闹，拉萨“村超”火到全国，各地市“体彩杯”从没断过。阿里地区都有人找他去做裁判，“海拔四千多米，还是有人在坚持踢。”

　　旺堆次仁站在绿茵场边，哨子挂在脖子上。

　　二十年前，他一个人吹满全场；二十年后，拳头伸出去，有人碰了碰。

　　（策划、统筹：米玛 统稿：玉珍 撰稿：康洁白姆 摄影：康洁白姆 索朗群培 实习生：索朗尼玛 卓玛）

　　撰稿人语

　　几次采访下来我发现一件事——跟着旺堆老师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不管走到哪儿，总有人跟他打招呼。茶馆门口、街边、球场边上，都有。这些人里一大半是他的学生，只要是北高毕业的，喊一声“爸旺堆”，他笑着，手先伸了出去。

　　茶馆里也一样。邻桌的波拉莫拉一个个跟他点头说话，他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知道谁家住哪条巷子。他说时间久了，就都认识了。

　　他的微信名叫“北高”，头像是球队的合影。我问他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名字，他说不记得哪年改的了，“怕学生找不着，就一直放着。”

　　采访间隙他总会冒出一些笑话，在这样高能量的人旁边，我总是显得不像个年轻人。

　　我慢慢意识到一件事：我们总在说一个人很“鲜活”，但真正鲜活的人，是那种你坐在他对面，听他说了一下午话，离开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脚步也变快了一点的人。旺堆次仁就是一个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