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有这么一群老人,只要提起他们的称谓,人们便肃然起敬——十八军老战士。一声号令,十八军千里迢迢进藏,创造了西藏历史上数不清的“第一”,第一条公路,第一个工厂,第一所高等学校……
出生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耶镇青龙村的黄继辉老人,就是其中一员。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一起为老战士贺寿。”2024年9月1日,在西藏民族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十八军老战士黄继辉迎来了他的第97个生日。医护人员与老人一同唱起了“老西藏”们最喜欢的歌曲《东方红》。
“1950年,我随部队进藏,1952年,集体转业到藏干校(西藏大学前身),从此与西藏干部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方红》的歌声让黄继辉老人精神一振,开始缓缓讲述那段珍贵的记忆。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黄继辉就在其中。
为培养大批适应当时革命建设需要的民族干部,1957年,西藏工委正式决定在区外筹办西藏的民族学校——西藏公学。
“1957年春,大批藏族学员陆续被送往甘肃山丹、兰州及四川雅安、成都等地,当时,校址尚未正式确定,住地分散、干部缺少,又缺乏管理教育工作的经验,各种渠道未打通,物资供应困难,筹建工作极其艰难。”黄继辉作为西藏公学筹备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陕西,开始筹办西藏第一所高校。老人对当时学校选址时的困难历历在目。他说,后经实地考察兰州、宝鸡、西安、四川等地,或因校舍问题、或因交通问题、或因气候问题都没能确定,最后确定咸阳原西北工业大学为新校址,随后分散在各地的师生陆续向咸阳新校址集中,结束了居住不定、分散办学的状况。
西藏公学的第一批学员,年龄从13岁至30岁不等。“当时有很多从牧区来的小学员不会用筷子,也不习惯睡床。从学生健康情况出发,学校要求干部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当时生活教员兼后勤工作人员的黄继辉说,“于是给学员晒被子,带他们洗澡、理发、看病等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8年9月15日,西藏公学在陕西咸阳举行开学典礼。说到这里,老人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他说,那一刻仿佛自己又打了一场胜仗。
西藏公学建成后,西藏工委指示,要重点解决学校吃、住等急迫问题。于是,西藏公学本着勤俭办学的方针,一边抓生产一边抓教育,干部学生不仅在劳动中得到锻炼,也为学校解决了办学难题。
黄继辉老人介绍说,不仅如此,学校还与附近的工厂、人民公社开展联建工作,组织师生到农村帮助夏收和秋收,与当地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也让他们更加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加强了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我们长期与西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黄继辉和同事们不仅是教员,更是民族团结的践行者。特别是黄继辉所处的后勤岗位,在坚持不浪费的原则下,还想办法照顾各族干部的饮食习惯,开清真餐厅,赴西藏采购酥油、牛羊肉等。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全院师生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我们总结教学改革经验,于第二年初出台《1966年—1970年发展规划》。”黄继辉回忆道。
同年,西藏公学正式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从单一的干部培训学校转向综合性民族高等院校,成为西藏干部和人才的“摇篮”。
改革开放以后,西藏民族学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逐步扩大办学规模,增设相关专业和学科。2003年,西藏民族学院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标志着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2015年,经教育部批准,西藏民族学院正式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进一步明确了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
此时,黄继辉老人已离开工作岗位,但他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民大学子。退休后的他经常给离家的孩子蒸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煮一口香喷喷的“土巴”(面粥)……
“我吃公家的住公家的,人自然就是公家的。”这是老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走进黄继辉的家,老人的卧室门上挂着一副门帘,上面绣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字样。听党话、跟党走,正是老人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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